【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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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在被害人允许的情况下对被害人实施一个危险行为,或者被害人实施一个伤害自己的行为,并且邀请被告人参与其中,但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被害人所希望的,而是出于过失,这就是被害人危险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是否应对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承担责任,是这一理论所要考察的问题。早期,在德国和日本发生过类似案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司法困境推动了理论界对此进行讨论。我国同样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是由于相关理论薄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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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在被害人允许的情况下对被害人实施一个危险行为,或者被害人实施一个伤害自己的行为,并且邀请被告人参与其中,但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被害人所希望的,而是出于过失,这就是被害人危险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是否应对自己的行为对被害人承担责任,是这一理论所要考察的问题。早期,在德国和日本发生过类似案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司法困境推动了理论界对此进行讨论。我国同样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是由于相关理论薄弱,司法实务界并未对该类案件作出合理的判决。首先,我们要弄懂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概念。对学界现有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对其和被害人同意的差异进行了阐明。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属过失犯领域,而后者属故意犯领域。在前者中,对于伤害被害人的结果,被害人对此并未同意,在后者中,则相反。除此之外,笔者亦认为其他理论也不是合适的理论,比如被害人自我答责、被害人信条学。进而,笔者提出“类共犯理论”,作为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法理。其次,笔者认为应以控制力为标准对被害人危险接受进行分类。控制力包括两种:一种是事实性控制力,另一种是规范性控制力。前者是案件的发展掌握在被害人或者被告人手中,而后者是被告人对于自己的先行行为,不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结果的发生。根据以上控制力,笔者将被害人危险接受划分为三种,即自我危险化、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和共同危险化。最后,对以上三种分类分别进行讨论,并将它们贯彻于具体的案件当中。在第一种类型中,要排除行为人行为的不法,在“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的场合中要由行为人对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而在“共同危险化”中不能排除行为人对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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