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研究20世纪中国年画的嬗变，探析民间文化自身的独特规律以及自发性在民间文化中的作用与价值。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附录四部分组成。论文正文分为4个章节，将每个年画发展时期与章节分别进行了对应。首先是20世纪初的改良年画时期，即第一章“外在与内在互动过程中的年画改良”。这一时期的年画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文人想改变年画，但实际上，这也是对年画的一种强加；另一方面，是民众由于自我需要自发地要求改良年画。这与当时在中下层社会开展的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从根本上说，改良年画相对于传统年画的转变主要源自民众自发的需要，创作者也是为了满足这种来自民间的要求。第二个时期是30年代到40年代的新年画时期，即第二章“新年画之‘新’”。这一时期愈来愈多的外力开始影响民间年画的创作与销售，在当时的延安和解放区，出现了利用传统年画形式创作的“新年画”，其目的是为抗战和革命服务。新年画创作者的身份与从前也大不相同，几乎没有来自于民间的画师艺人，绝大多数创作者既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又是革命战士，所以，这一时期的年画自然而然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带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新年画运动时期，即第三章“新年画运动”。年画被视为宣传工具，成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被放进很多政治理念，然后用它来引导人们，灌输思想，这也是对年画的一种强加。当时创作新年画的目的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这些意图是好的，但是正因为混杂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政治因素，使得新年画容易成为被动改造的行动结果。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画进入新时期，即第四章“适应当下的新时期年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一度被打压几近消亡的年画重新被重视，但却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淹没在大众文化的潮流中。幸而有以“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为代表的各项国家政策的保护，使得多地年画的传承从几近断裂的境况中走出。然而，新时期的年画有一个重要特点，那便是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经济下的产物，这就导致年画远离民间反而亲近市场。这一时期年画的变异是为了投合商业需要而不是百姓的自我需要，年画的功能也相应发生了本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