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自2010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质量效益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制造业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业升级的形势紧迫而艰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明了目标和任务。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金融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近年来,中央政府为了引导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相继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规划和安排,但时至今日,无论从数据统计还是运行状态来看,制造业面临的金融难题和资本困局并未能得有效纾解。本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系统性的分析研究,用经济学的语言厘清以下重点问题:第一,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特别是金融如何通过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来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第二,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界定和测度;第三,金融的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制造业产业升级作用的数量关系;第四,是否存在适合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最优金融区间;第五,现有金融支持政策的效用情况以及新的政策建议。在逻辑安排上,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分析-总结结论的思路逐层推进。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通过构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指数(CMUI)测度体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情况和28个两位数行业及31个地区的产业升级情况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和门槛效应回归的方法,结合理论分析与现状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总体呈现“倒U”型分布,结构和效率因素占比逐渐增加;二是当前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效用虽然显著,但方向均为负向,说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对于金融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金融资源在实体领域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错配仍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金融效率方面的短板尤为严重;三是金融规模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不显著。回归得出的门槛值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9%,大致相当于欧洲的水平(欧盟4.90%,欧元区4.60%,德国3.59%),而德国恰恰是制造业稳定发展、稳步升级的典型代表国家,无数的“隐形冠军”使得德国制造业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实证计算出的门槛值与现实中的期望值不谋而合,进一步验证了只有金融规模保持在适当区间,才最有利于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假设是成立的;四是本研究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整体,由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者有机构成且相辅相成,之所以三者都呈现出负向效应,是因为规模过度导致的结构失衡和金融资源被挤占引发的效率失灵,这也说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尚需进行一系列有目的的调整和优化。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现有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效用未达预期的原因,认为政策施力方向不够明确、政策用力角度不够精准、政策发力层次不够清晰以及政策内容执行不够有力等是主要原因。因此,针对改善和优化金融支持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政策,本研究提出了包括政策执行框架、政策内容框架、政策时序框架以及政策支撑和保障框架在内的政策框架体系,其中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构建以实体经济增长和关键产业(制造业)升级为“锚”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让金融回归本源,发挥其经济润滑剂的作用,真正实现在长周期视角下的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联动协调,不再靠短期超发货币来解决本该是金融结构优化和金融效率提升的问题。二是推进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金融开放,通过建立竞争有序、规范统一的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形成对创新的全面支撑,让风险定价机制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与经济实现良性发展,避免进一步的“脱实向虚”。三是针对制造业产业的特点,促进产业基金、融资租赁、供应链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和知识产权融资等领域加快发展,为制造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使制造业真正成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和强国之基,推动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