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1995)曾提出“对世界贸易增长原因这一基本问题的解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非专业学者将世界贸易的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导致的运输成本下降,而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引导下的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刺激了世界贸易的增长。Helpman (1987)、Hummels and Levinsohn(1995)提出了世界贸易增长的第三种解释,即：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在上述三类因素的基础上,Feenstra(1998)提出了国际贸易增长的第四种解释,国际贸易增长来源于产品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以及跨国公司导致的垂直化分工。总体来看,贸易增长表现为在一体化水平逐步深化的国际环境下,受贸易增长推动力的作用沿着特定路径的扩张过程。遵循这一思路,研究贸易增长主要涉及三大部分,即：贸易增长的路径、贸易增长的动力和贸易增长的效应,三大部分作为有机整体贯穿于贸易增长的全过程。根据以往的研究,试图勾勒出贸易增长的全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性工作,本文试探性地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通过出口边际分析出口扩张的路径问题,将出口边际分为广度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分析两条路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其次、本文分析贸易成本、经济规模对出口边际的影响,糅合贸易增长动力和途径,找出贸易增长动力对出口路径影响的差异性。根据本文对出口路径的研究,从静态分析上来看,国家间选择了差异性的出口路径。发展中国家都试图通过多样化减弱出口波动,并增加出口,即：广度边际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扩张更具有重要意义；而发达国家经历多样化后重新向专业化回归,集约边际的意义更大。从动态分析上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出口边际的主导地位逐次转换,从最初的广度边际居于主导地位到集约边际,最后又重新回归到专业化。一般而言,国家间通过差异性的出口路径实现了贸易增长,但主导性出口路径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路径的主导性地位动态地转化。促进贸易增长的动力系统包含了多种因素,诸如：劳动生产率、关税水平、运输条件等,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对贸易增长的效应异常艰难,并且很难区分何为主要因素。本文在引力模型思想的指导下,将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作为“中间目标”,分析其对出口增长及出口路径的影响,其他因素通过这两类“中间目标”发挥作用。事实上,贸易成本作为一个系统自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并且不同类型的贸易成本对出口边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文将贸易成本分解为进入成本与交易性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层面上进入成本仅影响广度边际,而交易性成本对两类边际都有影响。经济规模作为研究贸易增长动力系统的第二个“中间目标”,从引力模型的角度来看,两国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总量的效应等价,但分析经济规模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时,发现两者的效应并非等价,本国经济规模的变动仅影响本国出口企业的广度边际,国外经济规模变动则对本国的广度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影响。上述部分作为本文的规范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出口边际、贸易成本及经济规模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动态地分析主导性出口边际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钢铁行业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解释钢铁行业出口增长的途径,并检验贸易成本、经济规模与出口边际的效应。结果表明：1995-2009年间钢铁行业出口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从广度边际来看,地域层面广度边际的贡献度大于产品种类层面,但从价值上来看,两个层面上广度边际的贡献度又发生了逆转。此外,利用单一层面出口边际可能无法全面解读钢铁行业出口增长,而需要将地域层面与产品种类层面出口边际相结合,在二维情况下重新界定两类出口边际的外延,结果表明：二维情况下广度边际的贡献度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对2007年钢铁行业HS八分位204类产品出口数据计算不同出口边际,衡量我国与168个国家的广度边际(EM)、集约边际(IM)、价格因子(P)和数量因子(X),实证表明：集约边际对钢铁出口增长的作用大于广度边际,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差异来源于数量因子,而价格因子的差异较小；从贸易增长动力对不同出口边际的影响来看,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成本对出口边际影响显著,但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经济规模的效应要大于贸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