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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品钦(1937—)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生活于对人类文明影响最为深刻的20世纪,亲历着以非理性、同质化和去人性为典型特征的后现代历史进程。当代社会的一系列灾变性事件,击碎了崇信线性进步观的启蒙理想,使传统的因果逻辑叙事模式彻底失效,从而引发了后现代语境中的“再现危机”和“末日惊恐”。基于这一背景,品钦以百科全书式叙事来浓缩当代经验、以讽喻式书写来再现存在之痛、以启示录般追寻模式来探求救赎之道。因此,贯穿于品钦全部作品之中的核心主题是“问诊后现代”。 本文选择品钦的前3部获奖小说——《V.》(1963年)、《拍卖第四十九批》(1966年)和《万有引力之虹》(1973年)——作为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再现当代现实、诠释当代经验的范式文本,透过这些后现代经典之作的迷宫表象,解读个中蕴含的伦理寓意、精神旨趣、艺术特质和审美体验,从而取得“窥一斑而见全豹”之效。本文由引言、中间三章和结语5个部分构成,研究思路和内容大致如下。 “引言”提出本文的中心观点:《V.》、《拍卖第四十九批》和《万有引力之虹》在思想主题和叙事逻辑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它们将“后现代困境”予以主题化和戏剧化,共同构成了品钦对后现代社会病体的百科全书式观照和讽喻式再现,并以跨越时空的启示录般追寻小说模式,探寻后现代社会的病症、病因和药方,由此赋予后现代追寻以逃避异化、抵制热寂的生存策略和存在意义。此外,“引言”还对国内外评论界的相关文献成果进行了综述,由此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路径,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和各章的主要论点。 第一章以“《V.》:对当代人性堕落轨迹的讽喻追寻”为题,探究品钦如何特意将“非人性”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性”概念区分开来,并以此突出强调有生命的人性在20世纪开始故意选择向无生命的非人性滑退。基于这一视角,本章指出,“堕落”和“无生命”是小说《V.》中两个具有主题意义的关键词,它们互为关联,共同界定非人性退化这一后现代病症。具体而言,在本体论意义层面上,“形而上的V.”体现着身体上的无生命化和精神上的堕落性,其典型具象是国际暴力和源于恋物癖的自我物化,而小说主人公斯坦西尔的历史叙事便是对这些病象的讽喻式书写;在认识论意义层面上,“前文本的V.”隐含着消费文化的主导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后现代世界编入单一的权威解释符码,并以此行使其对知识和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而小说另一个主人公普鲁费恩关于当代美国的现实叙事便是对此的讽喻揭示。V.的这两个特性形成合力,共同将人类经验简化至具有绝对可控性。因此,作为小说标题和中心意象的V.,实质上是关于人类行为必然衰变的讽喻,预示着这种衰变必将导致历史进程异变为一种走向无生命同质化的死亡漂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人类文明正在加速推进人类自己在肉体上和心灵上的机械化。品钦关于历史进程的这种末日观,正是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对所谓“进步”价值的质疑和解构。在世界虚空日益迫近这一语境下,必须借助持续不断的追寻行为来频频激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活力,以期由此获得可能的救赎。 第二章以“《拍卖第四十九批》:对社会熵化之启示的讽喻追寻”为题,研究后现代的人性堕落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后现代存在方式的堕落状况。品钦在其接下来的这部追寻小说中,将病态的后现代存在方式诊断为社会熵化。本章的论点是,这部谜语般的小说实质上是对热力学和信息学中的熵化理论进行讽喻式书写,直观演绎熵化概念在后现代特定语境中的灾变性运作图景。于是,品钦笔下的当代美国,已经退化成为一个自恋的封闭系统,正在随着信息熵的渐增而走向消亡。为了逃出自我封闭的受众生活圈,女主人公奥迪帕·马斯顺着“英弗拉里蒂遗产”和“特里斯特罗邮递系统”这两条线索同时展开了俄狄浦斯式的勇敢追寻,结果发现了作为隐性操控手段的后现代意识形态阴谋。这种后现代追寻的价值在于两个重大“启示”:第一,意义是临时的、现实是多样的,因而不可能将后现代社会现象强行植入某个单一的意识形态前文本之中;第二,必须恢复自然语言的诗意化功能,捍卫语言作为指涉媒介的本体地位、权能和尊严,借助语言的这种“复魅”来通达海德格尔所推崇的那种“在语言之中诗意栖居”的生存境界。 第三章以“《万有引力之虹》:对天谴之因和救赎之道的讽喻追寻”为题,将品钦关于后现代状况的末日灾变观置于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和评析。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全球阴谋意识,品钦对权力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权力已经异化为一切剥削力量的组合体,它无处不在,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这一论点出发,本章指出,品钦对“合成”与“控制”这两种巧妙设计的隐形手段进行了讽喻式描绘,由此揭露出权力的阴险运作机制。具体而言,在政治层面上,后现代“合成”与“控制”的基点在于刻意将语言异化为一种纯粹由意识形态定义的所指符号群,因为在品钦看来,只有把自然语言逆转为一种权力话语,才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重构为一种秩序井然、绝对可控的系统。于是,一个号称“入选者”的精英阶层便作为主导力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整个西方世界,而其他人则在历经不断“合成”之后,顺理成章地异化为“过客”,任凭“入选者”对其进行操控和剥削。在经济层面上,作为认知形态和阐释模式的科学也同样被刻意异化,从而使科技被滥用为改造自然、控制社会和最终攫取利润的工具。权力的这种政治运作和经济运作,实质上是另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病象:“死亡希冀”,它必然会将所有存在引入最终毁灭。这个末日灾变启示在品钦的讽喻叙事中包括:凯库勒发现的苯环被用于改变自然形态、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方法被用于虚拟现实、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被用于将个体改造为邪恶力量的同谋,而所有这类滥用的终极后果,则被具象化为大写的火箭——小说中独特的图腾,它喻示着一个巨大的阴谋项目:权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图谋和经济目的,正在通过火箭的研制和生产,不露声色地把整个世界重组为一个军工卡特尔。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斯洛索普作为受制于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名火箭追寻者的悲剧性故事,实质上既是品钦对终极灭绝正在迫近的一种预警,也是对这个日益灾变的凡俗世界的一个刺激,鞭策着我们展开对人性完整和精神超越的后现代追寻。 本文在“结论”部分着重指出了赋予品钦后现代主义小说特殊魅力的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品钦小说的迷宫般结构和不确定性情节,奇妙地契合着传统叙事无法反映的种种纷乱、不确定的后现代现象;第二,品钦的文理跨学科教育背景,使他得以在小说创作中充分糅合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第三,品钦的讽喻叙事具有深广的历史跨度和国际维度,其意义在于向世人昭示,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星球上,后现代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与此相应,本文的研读有三个主要发现:第一,品钦的百科全书式叙事之所以活力无限,正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宽广的知识结构,具体表现在其后现代主义文本中的指涉密度和戏仿式互文,而读者对此也必须进行跨学科解读;第二,品钦作品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在于其颇具实验性地对当代科技成果进行了讽喻式运用,由此探查人类的种种根本性问题,因此,他的这些“引经据典”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第三,品钦以其独特的社会熵定律作为解释框架、以其独特的讽喻式书写作为叙事策略,对后现代现象进行了启示录般的诠释,而个中蕴含的那种灾变场景与救赎力量之间的巨大张力,则时时标示着品钦对终极人文关怀的主题追寻。综上所述,本文创建的这种跨文本、跨学科解释模式,应该有助于引领读者走出纷杂多层、似隔似连的品钦式叙事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