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翻译理论界提出的翻译“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层面推进到文化和政治层面。勒菲弗尔发扬了这一观点并且提出了“改写”的重要概念，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改写，而译者在这一改写过程中要受到诗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更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因素。本文即从这一论点出发，以王科一和孙致礼的两个《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从各家的阅读经验可以看出，《傲慢与偏见》的文本蕴含丰富的可能性，但通过译例分析可以看到，受5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王译主要运用归化策略阐释了书中的阶级斗争和妇女反抗主题，造成了相应的遮蔽；而到了90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孙译主要运用异化策略阐释了书中针对女性的婚姻道德规范，也造成了相应的文本遮蔽。 通过这样的研究，本文论证了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论，指出了翻译由此造成的对文本的阐释和遮蔽。由此可见，翻译有必要随意识形态的流变不断变化，延续原语文本的生命；对翻译的评判标准也应客观、多元。同时译本的发展是意识形态流变的镜子，为我们反思社会发展提供了线索和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