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人权”这一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人权”一词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范畴，多与“民主”、“法治”等相关概念并行出现。然而回溯到该话语流入中国的源头－二十世纪初，梳理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却发现这一当下的政治话语却曾今作为一种文化、道德概念被大加渲染。那一时期参与这一话语实践的新青年同人、新月派和独立评论派在成员组成上有极大的传承性，然而其对该话语的阐释、传播却大相径庭。是何种因素构成了此种意义流变？是否仅仅用“新月派是对新青年同人的超越”这种简单的进化论观点便可解释这种意义范畴的转换？转换的背后又蕴含着何种权力关系？本文试从翻译文化的角度、结合当时的文化传播机制，对这些问题做一探究。话语的形成源于意义的阐释和传播。话语本身经过文本和其他知识载体的运作，与其孕育母体即社会环境发生作用，从而形成广为认知的话语形态。然而若上溯到话语形成的初期，尤其当社会环境本身处于较封闭的状态，新话语的产生多依赖外来文化的影响之时，考量的因素还应加入“翻译”等影响变量。本文试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考量翻译，加入传播媒介形态、组织机构性质等变量，尝试跳脱原先的刻板成见，不单单将翻译视为纯粹的工具性语言转移，而将其视作意义的载体，将其从文本中激活，进而纳入传播的动态环节的考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