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来，学术界对明代经学大体形成了两种认识。一方面，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清代学者、近代学者多视明代经学为宋学之余响，认为明人治学非汉唐之精专，袭宋元之糟粕，故一代学术无可足观。另一方面，现当代学者则多从明、清两代学术的传承关系上着眼，认为清代考据学的诸多因素实际已在明代萌芽，清代学术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深化，由此又将明代经学视为了清学的先声。这两种认识虽然结论不同，褒贬各异，但却都是站在前、后代学术的立场上观察明代，都能未能很好地揭示明代经学的本质特征。本文立足于明代，以《春秋》学为对象，主要论述了以下内容:　　一，经学是围绕经典文本诠释而构建的学术体系，《春秋》文本同时具有文、义、事三方面内容。明代学者特别注重《春秋》经传所载之事，他们主要以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事实的还原、解读、评价来诠释《春秋》经义，阐发个人思想，由此构建了一套以据事直书说、圣凡同心说为基础，扫除一切书法文例、先验义理的诠释理论。这与汉唐《春秋》学者主要以文辞为切入点，特别注重字词训诂和书法归纳，借助文辞阐发经义;宋元《春秋》学者主要以义理为切入点，强调先从其它儒家经典和孔、孟语录中提炼义理，再以之解释《春秋》的诠释方式截然不同，是独立于汉、宋的新一代《春秋》学。　　二，明代《春秋》学的产生和演进，固然有对前代理论的借鉴与继承，但更多则是独立的发展创造，这一过程在明代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明初，《春秋》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学术传承。在重建学统、上接朱熹学脉的过程中，以事件为导向的诠释特征已经开始呈现，并且对宋儒程颐、胡安国主要以先验义理为导向的《春秋》学诠释理论形成了冲击。而明成祖出于政治考量编纂《春秋大全》、独尊胡安国《春秋传》，又对这一时期学术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干扰，使明初《春秋》学呈现出反复、波折的发展趋势。进入明代中期，随着明成祖政治影响的消退以及明代心学的兴起，学者们迅速突破了以《胡传》为代表的《春秋》宋学体系，建立起特属于明代的诠释理论，使明代《春秋》学全面臻于成熟。晚明，在个人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引领下，明代《春秋》学在成熟之余进一步激变、创新、分化、争鸣，出现了各流派同时并进，异说纷呈的局面。其中，注重考据、切于实用的学术因素也在激烈的争辩中逐渐发展，为清初经史实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个过程，既有对宋学理论的继承，也有批判和突破;虽然形成了某些清学的潜在因素，但它在明代毕竟不是主流。因此，明代《春秋》学的发展线索同样也是独立的，它既不是宋学的简单延续，也不仅仅是为清学奠基。　　三，明代《春秋》学在著作数量、学者数量、治学群体规模，学术覆盖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学科门类等方面都远胜于前代，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气象。这一特征与明代国家统一，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发达，经济繁荣，出版业兴盛，世俗文化兴起等社会发展特征是相应的。这就让明代《春秋》学涉及了更多的人、更多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异常紧密，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学术。　　四，理想的经学诠释，应该是经说合理性与思想自由性的恰当结合。明代《春秋》学者特别注重思想发挥，为了表达自我见解，他们通过评论《春秋》经传事件而提出了不少翻新出奇之说，这是思想自由的集中体现。但是在经说的合理性方面，明代虽然也有部分学者注重史料、注重考据，希望由此探求经传事件的真实面貌，以此保证经说合理、正确。但是，在实际解经的过程中，明代学者对思想自由的关注要更胜于对经说合理性的关注，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实证方面的成就不能与后世学者相比。总体上看，明代《春秋》学就体现出多私臆、少实证，重议论、轻考据的特征。无怪清人会有空疏、蹈虚之讥。同时，在经学研究领域，明代学者虽然已经突破了《胡传》的限制，建立起独立的一代之学，但是在科举领域，《胡传》则仍然是八股制艺文的经义标准。在科举竞争加剧、出版业繁荣等因素的共同刺激下，大量敷衍《胡传》、讲求作文方法的八股讲章在晚明纷纷涌现。它们基本已经脱离了经学的范畴，只是一种应考资料而已。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又让明代《春秋》类文献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最终招致“庸滥”之评。这些问题，都是明代《春秋》学的积弊所在，亦无须讳言。　　通过以上内容，本文意在摆脱以宋学、清学视角考察明代学术的传统研究模式，揭示明代《春秋》学独立于其它时代的学术特征，勾勒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线索，从而更客观地评定其是非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