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身体活动不足已成为全球四大致死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国民体质检测公报》显示,因身体活动不足导致各年龄段学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上升,体质健康不断下滑。社会生态模型提出,各层次间联动合作可以有效促进青少年身体活动的改变。本研究立足前期系列研究结果,确定了影响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个体水平、人际间水平和组织水平的7个决定因素。现通过长三角中心城市青少年的问卷调查,验证影响长三角中心城市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决定因素,并进行多层次互动分析,为后续制定针对性综合干预策略明确方向。研究方法:以杭州、上海、南京、合肥等4个长三角中心城市的1477名在校初中生为调查对象,基于社会生态模型中的个体水平、人际间水平、组织水平所确定的影响因素进行问卷整合,通过问卷发放与回收,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以探索不同性别、年级、城市、母亲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异。同时以身体活动量和身体活动持续时间为因变量,以涉及三水平的自我效能、态度（个体水平）、家庭社会支持、朋友/同伴社会支持、教师社会支持（人际间水平）、学校体育环境、学校体育政策（组织水平）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多层次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拟合与分析。研究结果:（1）将三水平分别带入回归模型后,R~2=0.036,F=18.296,p（27）0.01,多层回归模型有效。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权重分别为:0.286,0.464,0.250（非标准化系数）。说明影响长三角中心城市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多层次水平依次为:人际间水平,个体水平,组织水平。（2）将三水平影响因素带入回归模型后,R~2=0.033,F身体活动量=7.178,R~2=0.043,F持续时间=9.349,p（27）0.01,回归模型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对青少年学生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影响的回归系数为负。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间水平的家庭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量和持续时间产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影响（p（27）0.01）。（3）区分不同中心城市的多层次模型分析发现,杭州市并未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能够影响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量和时间的因素。上海市发现个体水平的自我效能,人际间水平的家庭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p（27）0.05）。南京市则发现人际间水平的家庭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p（27）0.05）。合肥市发现人际间水平的家庭社会支持,组织水平的学校体育环境对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产生了显著影响（p（27）0.05）。（4）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通过路径分析可以发现,各潜变量间路径系数均为正数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27）0.01）,表明潜变量间均存在因果关系。（5）结构方程模型和路径分析发现,三水平中的组织水平可通过个体水平（β=0.724,p（27）0.01）间接影响人际间水平（β=0.592,p（27）0.01）;同时也能够直接影响人际间水平（β=0.397,p（27）0.01）;而人际间水平直接影响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量（β=0.168,p（27）0.01）和持续时间（β=0.205,p（27）0.01）。（6）不同性别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量呈现非常显著差异(t身体活动量=2.816,p（27）0.01),但在身体活动持续时间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t持续时间=1.894,p（29）0.05)。在自我效能、态度等影响因素上呈现了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t自我效能=4.345、t态度=4.028,p（27）0.01),在教师社会支持上呈现显著差异(t教师社会支持=-2.013,p（27）0.05);而在家庭、朋友/同伴社会支持、对学校体育环境和学校体育政策的认知上不存在性别差异(t家庭社会支持=0.313、t朋友/同伴社会支持=1.175、t学校体育环境=-0.128、t学校体育政策=-0.696,p（29）0.05)。（7）不同年级的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持续时间在各年级间呈现出了非常显著差异(F持续时间=4.851,p（27）0.01);但在身体活动量上差异不显著(F身体活动量=2.797,p（29）0.05)。其中,八年级和九年级在身体活动持续时间上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27）0.01）,在身体活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p（27）0.05）。不同年级青少年在影响因素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差异(F自我效能=0.106、F态度=0.044、F家庭社会支持=0.359、F朋友/同伴社会支持=0.098、F教师社会支持=2.382、F学校体育环境=0.188、F学校体育政策=0.509,p（29）0.05)。（8）不同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持续时间和身体活动量(F身体活动量=22.425、F持续时间=18.049,p（27）0.01),以及三个水平影响因素均呈现出了非常显著差异(F自我效能=6.291、F态度=7.110、F家庭社会支持=15.877、F朋友/同伴社会支持=7.009、F教师社会支持=4.661、F学校体育环境=19.501、F学校体育政策=28.835,p（27）0.01)。（9）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F身体活动量=0.534、F持续时间=1.223,p（29）0.05),但在态度、家庭社会支持、对学校体育环境和政策认知等影响因素中显现出非常显著差异(F态度=7.177、F家庭社会支持=2.024、F学校体育环境=5.407、F学校体育政策=7.186,p（27）0.01),在教师社会支持上显现出显著差异(F教师社会支持=3.487,p（27）0.05)。自我效能与朋友/同伴支持中未产生显著差异(F自我效能=2.413、F朋友/同伴社会支持=2.024,p（29）0.05)。研究结论:（1）影响长三角中心城市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三水平存在互动,最重要的影响水平是人际间水平,其次是个体水平和组织水平。应重视发挥青春期青少年家庭和朋友/同伴社会支持在促进其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增强个体自我效能感,端正参与身体活动的态度;最后在学校体育环境和政策方面加强建设。后续综合干预策略可遵循“家庭-个体-学校”联动的方式进行针对性设计。（2）影响组织水平因素直接影响人际间水平因素,组织水平因素还通过个体水平因素对人际间因素产生间接影响,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身体活动。后续综合干预策略可基于学校,影响身处其中的个体,联动家庭,进而实现促进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目标。（3）未来的综合干预策略可基于不同权重、不同水平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综合性干预。改善学校体育环境（例如提供完善体育器材、增设场地开放时间等）,结合学校体育政策（宣传、文化分享、打造氛围等）,发挥教师对于身体活动的社会支持作用;提高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自我效能感和改善其对校内课外身体活动的态度;结合发挥家庭和朋友/同伴社会支持的关键作用,进行针对性、综合性干预。（4）为促进长三角中心城市青少年参与校内课外身体活动,针对杭州市青少年,可着重从加强朋友/同伴社会支持入手。针对上海市的青少年,可着重从增强自我效能和家庭社会支持入手;对南京市的青少年则应加强家庭社会支持;而对合肥市的青少年可从加强家庭社会支持和改善学生对学校体育环境的认知两方面实施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