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下乡时期,项目精英利用项目攫取私人利益,形成“分利秩序”导致治理困境是常见现象。然而,在江西省W村调研发现,乡村精英DW在自来水工程初期,面对村民不配合仍致力于“高入户率,用水统一化”的公益目标,在项目中后期才转向“消极治理”,并陷入了“一人管理12年,无人接管”的困境。那么,项目精英的“公益”倾向从何而来?为何以村庄“公益”为目标的精英未达到理想的绩效,反而表现出消极治理?在国家资源反哺的背景下,村庄越来越通过公共项目实现村庄发展,是否塑造了乡村精英新的角色和行为逻辑?本文以“公益经纪人”这一精英角色为切入,以W村自来水工程为背景,通过梳理精英DW在项目运作的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和行为策略,以对乡村精英角色的形塑以及诱发的行动机制进行探讨,由此在理论层面丰富资源反哺农村背景下乡村精英角色理论。论文主体结构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项目运行所处村庄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一方面描述项目进村前村庄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和弱化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是分析项目进村时村庄基于自身结构的行为反应。其次,对项目初期“公益经纪人”的形塑、行动策略以及行动效果进行阐释,按“实施行动—行动受阻—制度变化”的事件发展脉络做了详细梳理,展现了“公益经纪人”行动受阻引发政府项目进度压力和维稳压力下沉,形成新的制度环境。再次,详细呈现在新的制度约束下,精英DW行动策略的转变,展现“公益经纪人”角色的异化过程。最后则对这一过程进行总结和思考。本文认为“公益经纪人”是在资源反哺农村的背景下,国家基于发展乡村的治理任务与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现实困境,而选择与乡村精英达成的一种良性合作关系。一方面是乡村精英因个人利益参与公共项目并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是国家为限制乡村精英“经纪”属性膨胀赋予其“公益”属性,实现了国家-精英合作的双赢。然而,这一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在实际的运作中,表现为对“公益”目标的偏离。在上级政府的强激励下,项目隐含的进度目标和维稳目标下沉诱发了目标替代现象,而村庄制度环境的原子化也消解了村庄的公益价值。基于此,“公益经纪人”具有现实局限性。一是“公益”属性并不稳定,容易退变为“经纪人”;二是在缺乏相应的权威基础和治理资源情况下,逐渐依附于政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