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梁启超、王国维1897年至1912年间的论文、创作及活动为主进行研究，试图从现代性建构角度考察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理论。　　本文首先考察清末民初的历史文化语境，认为:清末民初岌岌可危的“紧急状态”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普遍焦虑，经由日本接受的西方哲学和传统经学交融的认知模式以及传统经学的解体，是考察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的特殊语境，中国文艺理论的转型在这一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其标志就是梁启超和王国维的两种代表着不同维度的文学理论。　　其次，分别考察梁启超和王国维文论构架的哲学背景，比较梁启超、王国维文论的几对核心概念:“欧洲意境”与“境界”、“革命”与“欲望”、“觉世”与“游戏”、“消遣”、群体人格建构与个体人格塑造，并进而考察这些概念在梁、王思想中的地位。梁启超从政治、历史、伦理、社会制度等现实角度来实现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而王国维则由中国古典诗歌、戏曲和小说、哲学、美学等体现着普遍的人性的文本开始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理论虽然存在着启蒙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尖锐冲突，但是他们的文学理论都是在一个多维的空间过程中，以告别传统、构建现代性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他们的观点看似截然不同，走的道路看似截然相反，但却共建了现代性文学理论。梁、王富有代表性的探索表明:他们都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倡导文学革命，异向共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四个维度的转型——文学的新功能、新动力、新标准以及人格说从古代到现代的演进，通过这四个维度，梁、王为文论提供了新的内涵，推进了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的转化。　　最后，本文进一步描述梁启超、王国维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中的独特地位，并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思想都存在着某种绝对化的倾向。梁过分热衷于理论的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热衷于站在政治、历史的维度关注文学理论。王国维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性思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普世、救世的乌托邦梦想。王之所以在政治上身陷“保守”，最终以自杀告终，这与他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反映普遍人性的文学之上有关。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建构成为20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并行的、难以调和的话语，前者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而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而后者则由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的补充论证和书写润色而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宝贵资源，这一显一隐的话语持续到今日，表现为今天的文艺理论仍然存在着泛启蒙主义和泛审美主义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