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方向”作为写作标杆被树立起来,引导着解放区文学的走向。本文以“文学场”为切入点,结合作家习性、作品的传播等方面,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出发,对“赵树理方向”的发生原因做整体观照。对任何个体的研究都应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1940年代的解放区,“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在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群体中遭到碰壁,加之“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政治权力话语《讲话》的发声,解放区亟待看到一种既继承五四精神,又能让农民读懂的新文学范式。这是“赵树理方向”发生的外在场域。赵树理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农村生活习性和后期积累的文化资本,使他能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农民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从而在以后的创作中能自觉地将农民作为接受主体,并选用“可听性”的农民语言,典型的农民形象以及叙事性的结构。赵树理的小说继承的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完成了“大众化”的写作范式。这是“赵树理方向”形成的内在驱动。本文把赵树理的自身习性、文本特点放在1940年代解放区特定的文学场域历史背景中,以史料为佐证,力图回归1947年前的历史现场。从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看,“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是政治场对文学场的合法化要求,也是一种“供给与需求”的呼应。过去,“赵树理方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今天,我们仍需抱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重新看待“赵树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