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作为民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五四之后渐渐汩没于社会风潮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又被再认识和再估价,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他的沉浮与其折中的文化观有着必不可少的关联。中华民族文化很少遇到重大困惑和严重危机,直至近代中国碰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才开始真正陷入困境。为了救国、强国,举国上下开始了大体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探索。在国人探索的过程中,中西文化进行激烈碰撞,引起了地位之争与价值之战。伴随着这种文化冲突,救国思潮在中国蔚然成风。这些思潮有些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有些是外来文化移植的结果,中国面临着文化选择与救亡图存的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了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他折中的文化观包括信仰层面的新旧融合、文明层面的动静互补、道德层面的体常用变以及人生价值层面的改善主义。在信仰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融合时代,由传统转变为多元的调和,主张新旧思想的折中。在文明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通过对东西文明的内涵的探寻,强调两种文明的互补,提倡用中国固有文明统整西方文明从而变为一种新的文明。在道德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挺立道德本位,坚持道德的本体地位以及道德的变易与承续。在人生价值层面,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主张人辩证地用情感与理智实现价值,提倡厌世观与乐天观的综合。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的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着缺陷。其合理性在于冷峻的文化审视与兼容以及道德的永恒价值。其缺陷在于对西学的认识具有片面性、融合的主观性以及其与当时的精神相背离。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虽然无法解决当时的文化困境,也无法成为当时的主流,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代的潮流有时并不等于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五四时期社会普遍追求彻底的激进时代。杜亚泉折中的文化观经过历史的洗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它不仅弥补了新文化派的偏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作为重要思想,推动了中西文化论战。同时,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我们准确地定位“传统”与“现代”,理性地对待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