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由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从宏观审慎视角管控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纷纷创新性地建立起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并对如何选择和应用专门的宏观审慎工具做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国借鉴之处。为了能够更好地对我国经济系统风险进行有效预判及预防,我国也几乎同步地从宏观审慎角度加强了对宏观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预警和管理。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包括实施差别准备金调整、建立前瞻性的逆周期动态拨备制度等,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打下基础。不过,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结构模式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使得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与实施更为复杂,且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过程。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亟待进一步改进或强化：(1)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我国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尚不完善并尚未形成体系；(2)在宏观审慎政策具体实施方面,我国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部门机构；(3)监管机构在面对多种潜在系统性风险时,不同系统性风险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监管机构缺乏不同方案的选择工具。针对我国观审慎政策工具不完善并尚未形成体系的问题上,本文从根源出发,通过分析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将系统性风险为时间维度的累积风险和空间维度的网络风险,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梳理等方法,将过去的不同监管机构实施的各类政策工具有系统地根据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分为应对时间维度累积风险的政策工具、应对空间维度网络风险的政策工具以及其他工具,通过重新梳理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目标之间的关系,确立不同的宏观审慎监管中介目标,以此建立适应于我国经济现实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选择体系,形成适合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以更为有效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手段。针对我国缺乏统一的、有效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机构问题上,本文通过归纳、类比等方法,从我国经济网络的特征以及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设置现状入手,并借鉴海外对宏观审慎政策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目前的“行三会”制度无法有效的协调不同监管机构的政策实施。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目前“一行三会”及其他实体监管部门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政策协调委员会来负责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与协调工作,以避免不同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相互抵消甚至政策冲突的情况发生。针对第三个问题,监管机构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会同时面对多个潜在风险同时存在的情况,而应对不同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又不尽相同,不同工具的作用不同,甚至会产生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的情况,本文通过建立宏观审慎指数来分析不同政策对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效果,以帮助监管机构作出决策。在建立宏观审慎指数的过程中,笔者通过选取4类15种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动态加权平均,以衡量我国宏观经济安全改善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因子对整体指数贡献的变动情况,分析潜在的风险因素,认为我国自2009年以来,经济运行整体状况不断改善,主要由于政策对空间维度的网络风险、时间维度的累积风险及银行经营效率均有成效,但是2011年之后,趋势趋于平缓,主要由于银行业的空间网络风险不断增加,因此,监管机构现在应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中针对空间网络风险工具对我国潜在风险进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