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引擎。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然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仍明显落后于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且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建制城镇数量的迅速增加,而许多城市集聚规模过小,未能实现经济效益。未来5-6年内,中国预期将实现1亿左右农业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在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有序推动人口、资本、产业以及产业内异质性厂商的集聚,使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城市获得最优规模和最佳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总结国内外代表性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关联的城市集聚效应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地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长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估计结果还表明,县级城市因为工业发展普遍比较落后,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结构-规模效应。城市的集聚规模与集聚密度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效率-规模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效率-密度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际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效率-密度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规模和集聚密度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要分类调整人口和产业在城市内部的布局。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间的资本积累存在巨大差异,本文通过新经济地理学模式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县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人口规模增加1%推动城市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加0.22%,而省会及以上城市的管理职能放大了城市规模的作用。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的进一步估计显示,城市规模对人均资本条件分布中间部分的影响最强。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推进人口集聚以促进产业集聚和资本积累,扭转新增资本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回流”的局面。城市生产效率源于城市中厂商的生产效率,厂商的集聚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大城市具有高生产率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一个改进的新新经济地理异质厂商模型考察厂商筛选效应和内生集聚,探讨城市效率差异的真实来源。理论分析表明高效厂商能够制定较低的价格、占有较大的市场,因此倾向进入大城市,而低效厂商倾向选择较小的城市;城市越大,对厂商的门槛效率要求越高,城市生产率是厂商筛选和集聚经济的共同结果。本文设计了一个两阶段计量策略,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估计显示厂商门槛效率随城市规模增长而增长,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集聚经济的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但集聚经济和筛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厂商影响迥异。分析还表明,降低区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城市间门槛效率的趋同,市场一体化将提升中小城市生产率、缩小城市间差距。除市场规模以外,异质厂商与城市中间产品部门之间的关联同样影响其预期收益。本文通过将新经济地理的中间产品模型引入新新经济地理的异质厂商集聚理论,发现城市规模所包含的下游市场需求和上游中间产品供给对制造业企业的门槛效率存在内生筛选作用,同时城市可容纳的中间产品部门与制造业之间会形成中间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使用中国653个县级及以上城市118988家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样本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异质厂商低分位数效率水平的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集聚外部性的80%,而城市中间产品效应可能减轻了大城市对本地厂商的筛选。估计结果还表明,国有企业即使效率更低也不易因城市门槛效率的限制而被淘汰。根据本文的研究成果,城市规模增长意味着城市在包容性和竞争性两方面同时变化。差异化的厂商和产业既可能获得上游部门和下游市场的支持,也可能面临更多进入者的挑战。城市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规模、职能定位和承载能力,选择适宜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