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十年来，整个中国都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繁荣所带来的喜悦之中。社会的发展在带给人们财富、权力和无限的荣耀的同时，也非常自负的承诺将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如此，长期以来政府公信力与风险管理能力丝毫没有被质疑过。政治精英和技术专家努力使公众相信依靠科学技术和风险管理系统式足以控制来自自然和社会自身的灾害潜能的。但是这一切都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推进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发现经济增长有其自然的边界，精英们为人们描绘的美好蓝图也会遭受挫折。重大的挫折主要来自人工干预下的自然界和社会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与挑战。原本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却经常显现，三令五申的安全生产事故屡禁不止，一袋问题奶粉却让一个百强企业一夜间破产还危及整个食品行业的生存，看似平常的民事纠纷竟然常常导致动辄万人参与的群体性冲突。　　一些物理或者社会性突发事件无论规模大小都常常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些后果的影响深度与广度常常超出一般性风险管理和预测的能力范围。如何看待这些具有悖论性质的风险现象，如何超越单纯的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分析各类突发事件的社会、文化过程，从而找到风险治理的有效途径，这些都是当前非常现实且有价值的研究议题。本文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深入探讨四类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机制，尝试性的提出风险治理的政策诉求。文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研究的意义、方法和主要概念，并详细的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次研究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具体应用理论框架结合典型案例逐个分析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食品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事故四类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机制与过程，并对四类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机制进行了比较。　　第三部分是根据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的机理提出了多元治理的模型与方案，指出风险沟通是整个风险治理的核心环节，而有效沟通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恢复和重建公共信任才是风险治理的政策归宿。　　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阐述，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突发事件并非“突发”，风险事件都是自然与社会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的结果。突发事件所包涵的风险信息经过个人、组织、机构等社会单位的过滤、解读、传播过程而得到强化或者弱化。在风险环境中，个人、组织的风险行为是嵌入在社会与文化结构当中的，个人与组织会根据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对风险信息进行放大和衰减。突发事件被放大后所产生的连锁反应除了经济影响外，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压力、秩序混乱、公共信任丧失等社会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管理和制度建设。突发事件的社会放大过程是社会、文化、心理联合互动的过程，这种联合效应的力量要合理疏导，而不是强行压制。对于突发事件既非“仓促应对”也非“高压管理”，而是多元“治理”。突发事件的社会放大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信任破坏和重建的过程，风险不能完全避免，建立稳定的信任文化是时代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