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的合法利益,股东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而,股东诉讼成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对管理层起到了威慑作用。但企业给管理层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降低与此类诉讼相关的管理人员的诉讼风险,可能弱化法律的约束机制,诱发道德风险问题。然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引入保险公司的外部监督,也可能会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所以,探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管理层的“自利工具”还是企业的“治理利器”显得格外必要。本文系统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依次选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企业战略选择行为、金融化行为、创新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行为,进而加深了我们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理解,对于规范管理者行为、完善公司治理、健全规章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首先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企业战略选择、金融化、创新以及社会责任这五个角度回顾和梳理了现有文献,并总结国内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不足之处。接着,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企业行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分析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理论,包括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风险决策理论,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利用面板多元回归模型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第一,将研究视角上升到企业整体战略层面,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战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提高了企业战略激进度,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矫正样本选择偏差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战略之所以趋于激进,是由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机制效果显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自利效应而非激励效应,会加剧管理层的道德风险问题,诱发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作用于企业战略选择。第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企业具体行为层面,在战略选择的指导下,从自身效用满足程度出发,按照经济性由强到弱,先选取高回报预期的金融化行为,分析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高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上述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金融化效应”仅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和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企业中存在,证实了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多的是出于“投资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因而合理引导企业资金回归实体经济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选取具有正外部性的创新行为,探讨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发明专利授权量和引用量更少,而专利授权总量和非发明专利授权量更多,说明企业只是表面上提高策略性创新水平,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实质性创新成果。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行业竞争较激烈、管理者中女性占比较高以及有“大饥荒”经历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实质性创新的阻碍作用更为显著。这些实证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治理具有负面作用。第四,选取非经济性的社会责任行为,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支持机会主义假说,原因在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增加了企业的避税程度和负债水平。同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影响在内外治理压力较小时更为明显。此外,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所带来的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会损害企业的价值创造、市场表现以及能力盈利。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并没有发挥外部治理的积极作用,反而会诱发管理层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企业战略激进度,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减少实质性创新产出,并且降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本文的研究深入揭示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保险机构和监管部门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设计以及配套措施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