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自由是最佳的贸易政策,可从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利益最大动因说”可见一斑,但是各国的实际却无法与该理论相符,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而世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大工厂格局很明显,国际间的贸易更紧密,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应该使各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主流,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WTO的宗旨是提倡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在逐渐减少关税与配额的壁垒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成为新的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中国的出口贸易正受到这种非关税壁垒的阻碍,而中国对进口贸易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为什么中国也如他国一般既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但也成为贸易保护的实施者?那么中国是如何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为本文所要探讨的。首先从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去寻找贸易保护的成因及其对贸易政策的解释,由于最佳关税论、幼稚产业保护论、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论及战略性贸易保护论都只是从某个方面来阐述贸易保护的原因,且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且其认为贸易政策是外生的,忽略了贸易政策的内生化,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内生的过程。由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研究逐渐增多,并有了模型化分析。本文主要研究中位人投票模型与保护待售模型在西方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运用,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其对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对中国存在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分析,并从其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根据保护待售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模型研究的是中国政府政府所关注的社会福利函数,它既考虑到价格变动对全社会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的收入影响,又考虑到对他们作为社会消费者的福利影响,但是这种关注的权重是不相同的。通过经验论证表明,政府对社会中特定利益集团的生产者收入给予特殊关注,并且对不同部门的特殊要素收入的权数也不尽相同,其对特殊部门的发展是有战略倾斜的。因而中国贸易保护模型中的政府目标函数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游说集团的重要作用,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义”在福利分配和行业战略上的政策决策考虑,这也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