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贫困事业成效斐然,贫困发生率由2010年的17.2%降为2015年的5.7%,对世界反贫困事业的贡献率高达70%之多,堪称减贫奇迹。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我国贫困特点也随之发生变化,由集中连片式贫困转为分散个别化贫困,传统的开发式扶贫面临着减贫效用甚微的局面,亟待改革。此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登上反贫困舞台,承担起民众生活托底性保障的制度角色。“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严重影响低保制度的实践效果及人民百姓的信任意识,进而阻碍了反贫困战略高效有序的推行。为此,我国政府积极改革,提出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冲刺期,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反贫困理念,保证救助资源真正扶到根上、保到点上。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是贫困人口的集合场、贫困问题的重灾区,探讨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效果契合了精准脱贫的战略要求,抓住了改善低保制度的关键命脉,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运用CFPS2010和CFPS2012数据通过定量方法对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果进行准确评价并深入剖析瞄偏原因。首先,文章梳理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理论基础,总结出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历程、价值理念和运行实践。其次,文章对农村低保制度瞄准效果评估进行了严谨的实证设计,设计出一套多指标瞄准效果测量体系以供后文多跨度比较研究。再次,文章从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出发得出农村低保制度瞄准效果,指出单纯收入贫困框架的局限性并通过二项Logistic回归测得显著影响农村低保家庭识别的微观因素,不单局限于家庭收入因素。基于这些因素,文章提出多维贫困测量框架并算得每个农村家庭的贫困综合得分。最后,文章从村庄场域层面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多项Logistic回归的方法来探索影响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偏原因。综上,文章的研究结论包括:一是我国农村低保制度瞄准效果整体而言较差,漏保率和泄保率均高达70%左右,挑战不可小觑。二是多维贫困框架可更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农村低保家庭的瞄准效果,可将户主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住房特征、家庭生活特征等微观因素纳入到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体系中。并且,多维贫困框架下“贫困程度排序法”的原理也能够保证“越贫困越容易获得救助”的原则。三是村庄民族经济状况、村务公开情况等村庄场域因素是显著影响农村低保制度瞄偏的因素,而村庄宗族网络和村庄劳动力外流情况并不会显著影响弄低保制度的瞄偏。因而,文章从农村低保制度瞄准体系的创新、场域环境的优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一是要扩充农村低保对象的瞄准指标,纳入更多家庭微观因素的同时重点开拓户主健康状况、家庭用电规模等较为容易识别指标的专项瞄准。二是要尝试建立农村困难家庭专属个人发展账户,依据家庭微观因素设立专用于家庭教育、医疗、生产、培训等方面,开设专项精准瞄准救助体系。三是要规范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流程,利用好村务公开栏和社区网站强化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宣传和信息公开,保证低保瞄准过程的公开透明。四是要大力发展村庄民族经济,对于民族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重点发展专项精准扶贫以防相对贫困扎堆所致的瞄准偏差,对于民族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要重点扶持村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