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能过剩。我国经济的运行进入了“新常态”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我们依然面临经济下行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政府一方面牢牢把握三驾马车这一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另一方面，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入手，将经济工作做细、做实。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制造业尤为严重。为了解决问题，国务院在2015年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三个十年计划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另外，政府还制定了产业结构升级、供给侧改革等等一系列举措，以求达到既定目标。　　本文关注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行业这一波的产能过剩，以此为背景来展开研究，关注中国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关注它的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其股权结构存在股权集中度高，国有股占比高等问题。本文对于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以及公司绩效两者的关系做了实证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建立更加完善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以求改善公司绩效，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经验证据。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纵观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对此问题的结论大相径庭。这一原因有两点，一是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具有多样性的问题，二是由于研究者所用的数据、研究方法以及角度的不同，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包括行业差异、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等等。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在数据，变量选取，研究对象针对性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拓展。本文采用的是 CSMAR数据库2011年到2015年五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该数据有较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符合产能过剩的阶段，而且有很强的代表性。考虑到中国的股票价格和价值往往存在很大的偏差，并且中国上市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难以估算，所以本文在衡量公司经营绩效时没有采取国外学者常用的托宾Q，而是采用了国内学者常用的会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考虑到虽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比较集中，但是由于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普遍存在多于一个的大股东，所以对于股权集中度的表示，舍弃掉只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方法，而是用了两个变量，分别是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衡量股权制衡度是采用了用前五大股东计算的 Z指标和前十大股东计算的 S指标。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选取了其他主要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公司规模、公司财务杠杆和公司成长。在模型上经过检验，使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且在回归之后又考虑到了前十大股东中是否存在高管股、外资股以及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对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的交互影响。在回归完成后，又有变换因变量和采用工具变量两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研究发现，在产能过剩的特定背景下，在中国的制造业行业中，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的经营绩效越好；股权制衡度越低，公司的经营绩效越好。在前十大股东中存在高管股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被减弱了，同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确恰恰相反；前十大股东中存在外资股并没有发挥出显著的作用；第一大股东是国有时，加强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正面影响。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正确对待大股东持股比例偏大的问题；二是正确看待国有股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作用；三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要控制自己的股权制衡度不要太高；四是适度改变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适当降低管理层持股的比例；五是制造业上市公司要注重规模效应，控制自己的债务，保持良好的成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