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有着更加频繁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东道国,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上存在诸多差异,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优劣决定了中国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成本与风险,成为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深入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既能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给出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又能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应的经验分析,帮助中国企业选择最佳投资东道国,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提升企业海外经营效率,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影响机理,深入分析不同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理论支持。在实证方面,首先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道国）制度环境作为解释变量,并将制度环境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再选择2008至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进行估计,最终实证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法律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我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效率的提升。第二,东道国存在多个因素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其中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劳动力越富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升有促进作用,通货膨胀程度越高对我国对外投资效率提升有明显抑制作用,此外中国对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有着更高的投资效率。第三,我国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有更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选择对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进行投资有利于我国对外投资效率的整体提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制度环境约束下提高中国对直接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我国要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和辅导服务,引导企业主动掌握制度环境情况,搭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预警平台,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法律援助机制,进一步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