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生前《鲁迅批判》有初刊本、北新初版本和东方本三个版本,本文前三章主要以李长之《鲁迅批判》这三个版本的校勘作为研究发现的切入口,采取“史实”和“史释”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鲁迅批判》版本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及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流露的相关文学批评理念。最后一章将后人再版的北京本、文集本《鲁迅批判》纳入考察范围,由“引文中的鲁迅”这一文献类型的初步探讨,深入到现代文学校勘学中“善本”或“新善本”概念作为校勘成果评价的合法性问题。具体来讲,第一章探究了《鲁迅批判》的出版时间和名称问题。前者是对一个校勘学常识的重申,后者重点考察了李长之使用的“批判”一词来源的两种观点:德国说和日本说。德国说强调的是李长之本人的思想渊源,日本说偏向词源学意义上词语的译介、传播、词汇化、普及、变异及定型,是一个词汇史的问题。这二者在李长之那里形成了交叉点,他选用并始终坚持“批判”一词是其思想渊源及词语内涵共同构筑的结果。从词源学角度看,“批判”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看作是“日语激活词”;在思想史层面,李长之吸收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体系性”将哲学术语“批判”当成文学“批评”使用,这一“个人创造”忽略了另一群体（马克思主义者）对“批判”的“社会认同”,最终遭到政治意义上的“批斗”问责。李长之对这一政治性词语“误读”事件并未保持足够的敏感性、警惕性,其坚持不改“批判”二字背后的学术信仰与尚不成熟的唯物历史观都值得人们再度深思。第二章以初版本《鲁迅批判》增补《俄罗斯的童话》和《表》两部童话作品的出版信息及相关评价为出发点,笔者发现这并不是李长之“后记”中强调的《益世报》删减行为,而是李长之本人的二次改动,这和作品本身当时的社会接受度、李长之对儿童问题的关注有密切关系。李长之的儿童教育观前后期有很大的转变,带有明显的杂糅性质,既区别于周作人“儿童本位论”对童趣的强调,也不同于鲁迅“立人”儿童教育观中对“人”的理解。他的儿童教育观始终和现实需要紧紧相连,可以称作“立国”为基础的“立人”儿童教育观,文章结合他的童话翻译、童话创作等梳理了这一观念的来源、矛盾与转变,呈现了养育于五四“救救孩子”精神理念下的一代人自身在不同时代流转中对儿童教育的努力与困惑。第三章李长之翻译观的探讨从初版本《鲁迅批判》删减《风马牛》中一段评议翻译问题的文字开始,这段删减很有可能是北新书局所为而不是李长之主动删减向赵景深的“示好”行为,这和赵景深在“牛奶路”风波前后的心境变化有关系。30年代中期,李长之初涉翻译时在“硬译”和“顺译”问题上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鲁迅批判》中委婉流露出不认可鲁迅硬译的文字技巧,经过长时间翻译实践之后,他和鲁迅的翻译观,即翻译不仅在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要输入新的表现法的思想,有了更多的联系,这在40年代初期更显难能可贵。但李长之对语言的认识欠缺存在主义思考,这影响了他认识许多问题的深刻性。第四章结合北京本和文集本的具体校勘实践,一方面修正了编者对李长之言论修改的几处讹误,另一方面重在探讨“引文中的鲁迅”这种文献类型,主要表现为以新版《鲁迅全集》校改《鲁迅批判》引用的鲁迅原文这种行为是否合适,在鉴别版本优劣时忽略引用的鲁迅原文的变动以符合“作者意图”为目标是否合适。文章通过对“善本”概念中蕴含的一些模糊理念的探讨,以期引起人们对文艺论作品中出现鲁迅文本的“重叠构成”情况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