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等著述中提出“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理论,从观念层面提供了解读文本的新策略,即从写作环境中的“迫害”着眼,探究文本在显白层面之下的隐微写作;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理论,提供了接近隐微写作的方法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穆旦的处境,使得其诗歌创作外在条件上符合隐微写作理论“迫害”的前提,穆旦求学阶段受英美新批评影响,其诗歌本身就具备“细读”的可能性,且共和国成立后穆旦诗歌中有诸多悖论,这些都昭示着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探究穆旦后期诗歌中隐微写作的可行性。活用显白与隐微理论,将穆旦新中国诗歌看作一个大文本系统,其中50年代诗歌写作传播情况恰好符合施特劳斯解释学的“显白写作”,70年代诗歌创作对应“隐微写作”,通过细读文本,发现50年代总体的显白、70年代的隐微,都缘起于外在主流意识形态裹胁,即施特劳斯所谓“迫害”,而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迫害”导致的显白与隐微,成就了穆旦后半生诗歌巨大的丰富性。细读文本也发现穆旦后半生诗歌在满足主流期待视野的同时,也以隐微的方式表达了不同意见和诗性思考,在隐微写作中以现代眼光审视生存、理想、情谊等生命主题时,也蕴含着穆旦独有的痛苦与深刻。总之,穆旦1957-1976年诗歌内涵大于流行意见所认为的“粗浅鄙陋”,而暗含着穆旦一贯的深沉诗思,甚至相较于前半生诗歌有着新的开拓和创建、新的境界和深度;其晚年诗歌对生命体验的哲理思考与诗意书写,使穆旦堪称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真正的“老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