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深度介入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这种介入和影响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旨在从事实层面和学理层面系统梳理并深入探讨1919年至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传播发展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理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在近现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肩负着“兴学图强”使命的北大不断强化着北大知识分子愿为和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意识，使他们勇于担当救国救民的责任，无畏地追求与坚持真理;也由于蔡元培校长整顿改革后的北大成为中国最前沿和最开放的思想文化高地，因而马克思主义和当时众多西方思潮在这里相互激荡，很快为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和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最早在这里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影响和带领一批北大师生深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和改变国运民生的时势催迫，使这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师生很快投身实际运动，成为与工农相结合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种;1927年后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异端邪说”，但由于国民党一党专制下“各方不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加之日寇入侵，民不聊生，进步知识分子必然继续探索国家出路。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使一批又一批北大师生坚持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校园内外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勇敢地践行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充满了理论论争、政治斗争并交织着烽火硝烟的过程，也即是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与嬗递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解放、思想解放然后参与到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的过程。“解放”是为了获得自由，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构想能够成为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从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难看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研究，理论研究需要思想解放。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进而到受压迫受奴役者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是一个有其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正因为五四时期的北大是思想解放的最前沿阵地，所以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源头之一，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也因此，北大在近现代历史的风云际会中获得一种场域优势，马克思主义借助北大“登高一呼群山应”的同时，也为北大增添了从某种意义来说难以逾越的高度。这种高度也使北大自身获得了摆脱现实束缚、超越时代条件的自由活力，因而成为中国人的思想高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引领。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不是北大全部传统的最高概括，但它是北大传统中不可分割和不同寻常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北大马克思主义传统承载和彰显了北大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体现了北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坚持与实践冲动，体现了他们对思想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不懈追求，它是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成功探索，是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的一页光辉篇章，它为人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