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幅崛起,与之相伴的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城市化进程。交通是城市运行的动脉,尤其对大都市而言,城市扩张、人口不断增长、就业人员流动性增强以及人们对私家车需求不断增加无不对我国城市交通体系的构建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道路上机动车数目较少不存在拥堵问题时,驾驶者仅需承担个人成本,随着道路上的行车数量不断增加至造成拥堵时,每位驾驶者还会给其他同行者带来额外的时间、油耗等拥堵成本。根据当斯定律,单纯扩展道路会诱导私车消费的增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所以通过政府干预来消除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无效率就成为必要。虽然目前各城市还采取如特殊号码限行、高价停车费等其他手段,但车牌管制属于私车保有量控制效果最好且长期社会福利损失较小的一项政策,因此国内多个城市采用车牌管制政策。国内限制新增车牌发放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效率优先的拍卖制；二是以首都北京为代表的公平优先的摇号制；再是广州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混合制。本文正是使用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定价理论,建立理论模型,并且借助实验工具,对此三种政策的成本、收益、效率以及民意支持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依据。全文包括7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以及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对国内外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成果进行梳理,帮助读者更好的把握与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政策选择的相关问题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外部性理论,拍卖理论以及与公共资源分配相关的投票理论。第三章是城市交通拥堵的经济学分析及国内限牌政策简介。这一部分内容是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解释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这也构成交通需求管理以及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国内的车牌限制政策进行简单介绍和梳理,为后文中具体的政策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从政策的成本分析入手,比较国内两个典型的私家车牌照限制政策,即北京摇号与上海拍卖。上海车牌拍卖是典型的市场类政策,北京摇号是典型的非市场类政策,与抽签、排队等类似。将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政策带给政策参与者的成本进行比较是本章的一个创新点。具体而言,本文计算了摇号的等待成本,然后将其与上海车牌拍卖的成本进行比较。本章结论表明,非市场机制的期望等待成本小于市场机制,而其确定等待成本则高于拍卖。与第四章侧重于北京摇号相对应,第五章主要针对上海车牌拍卖的成交价格过高及效率问题。不同的拍卖机制下,竞拍者的出价策略不同,也导致最终的成交价格不同。上海现阶段采用的拍卖机制包括出价和修改价格两个阶段,从理论上求解动态的两阶段多物品拍卖机制难度很大。目前国内外都还暂时没有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本章使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一两阶段的拍卖机制在实验室进行模拟。同时作为对比,也模拟也多物品拍卖的两种经典机制——单一价格拍卖和歧视价格拍卖。使用实验数据回答了理论上难以解答的出价、卖方收益以及效率问题。第六章车牌管制的民意支持模型,综合考虑三种政策。进行资源分配时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策上体现为采用市场机制还是非市场机制。本章中试图借助城市中道路资源分配问题,分析城市居民建立在自身经济利弊基础上对政策所采取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以及政府在以一人一票制为代表的公平考量和福利加权制为代表的效率考量两种投票制度下的政策选择。第七章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且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理论、实验以及政策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北京上牌摇号的平均等待时间成本远低于上海车牌拍卖的平均成交价格,这也解释为什么摇号等此类不收取费用的政策会受到大多数政策参与者的支持而容易推行。然而,如果消费者一定要赢得车牌,那么统计上他需要等待更久的时间,此确定等待时间成本才是北京真正需要车牌的政策参与者的真实成本,这个确定成本远高于上海的车牌拍卖价格。在上海车牌拍卖中,只要出价高于平均成交价格,竞拍人即可得到车牌。因此从确定成本来看,北京上牌摇号的成本远高于上海车牌拍卖。此外,从不同收入的居民看,摇号带给高收入居民的等待成本远远高于低收入居民。高收入居民与低收入居民的成本差额和中签率相关,中签率越小,差额越大。第二,针对民众关注的上海车牌拍卖的现行机制是否导致成交价格过高的问题,本文中第五章通过实验比较了上海车牌机制和两种经典拍卖机制。。结果表明,竞买人在单一价格机制中出价等于私人价值,而在歧视价格与上海车牌拍卖机制中倾向于隐瞒私人价值从而低报价格,因此平均出价在单一价格机制中最高,在上海车牌拍卖中最低。就带给卖方收益而言,歧视价格拍卖带给卖方的收益高于单一价格拍卖,上海车牌拍卖的卖方收益最低。从拍卖的效率来看,歧视价格组大于单一价格组,以上海车牌拍卖效率最低。第三,民众支持度影响了政府面临改革时对政策的选择。通过建立包含公交与私家车两种出行模式的拥堵定价模型,针对从无管制到管制,以及拍卖、摇号及混合三种机制间的政策改革,解出不同支付意愿的居民的福利变化,并分别以一人一票以及福利加权两种投票制来讨论政府对无管制及拍卖、摇号、混合管制的选择。结果表明,若从无管制改革到管制,在一人一票制下,民众将反对任何一种管制政策。在三种管制政策中,混合制受到的阻力最小,对拍卖抵制最强烈；但在福利加权投票机制下,拍卖将获得民众支持得以通过,摇号和混合将遭到反对。在管制政策推进后,在三种管制政策之间再次进行选择时,两种投票机制下的结果都表明民众最支持拍卖制度,其次混合,摇号最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国内很多文献还在总结国外经验或者定性分析我国城市交通治理应该采用伦敦模式还是新加坡模式,本文首次在大量参考国际国内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实验经济学方法,定量地对国内已经使用的限制车牌的政策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正如国内经济体制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样,很多我们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难以从国外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只有认真研究国内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找到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次贯彻。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将产业经济学中的定价理论和拍卖理论,结合实验模拟以及数据分析等方法综合应用于交通政策评价。尤其是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动态的两阶段上海车牌拍卖机制在国内研究拍卖机制的一次有意义尝试。这一方法是理论推导的有益补充,在国内经济学实验室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通过实验模拟政策的研究会越来越成熟。最后,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2010年开始关注城市交通拥堵时,国内仅有上海拍卖政策,2010年12月通过的北京摇号使我们非常兴奋,证实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证实我们的经济学直觉,即从无管制推管制时摇号比拍卖更容易推进随后2012年广州混合政策的推行,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目前因北京摇号中签难度加大,是否增加拍卖机制变为混合制的提议也浮现出来。然而本研究的关注点可能过于具体,更多的研究内容还有待展开。例如,本文中提到政策公平主要针对新买车的居民,而政策实行前免费上牌的居民与政策实施后需要承担成本的居民之间的公平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政策引起的福利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的影响也是改革中影响民众意愿的问题而有待之后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