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学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不同时期儒者对于中庸给出了不同的注解，《中庸》由《礼记》中的一篇论文而被列为《四书》之一，体现出儒家思想倾向的以下变化：从对最高道德和底线道德原则的综合确定转向只“立乎其大”，而简约化具体的道德原则、忽略固定的道德检验标准；从实现修己和治人、内圣和外王到对于个体的单方面强调，放大个体的能力，而忽略外部其他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而这些中庸思想的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不是体制或制度，而是社会整体结构中的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样式；道德实践的起点是个体的人，其终结点是弥纶天地的“天人合一”，这种境界不离于生活日用。王阳明全面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中庸”的基本理论，以及宋儒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对“中庸”的新阐发，同时融入了独具心学特色的新解，用“中庸”贯通了天道、修持工夫、心性、礼乐制度、天人合一等诸多命题。体现了上文儒学的变化倾向，同时体现了对于儒学传统、中庸内在特点的继承。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中庸思想的阐明来揭示出儒学发展在明代中期的走向。文章分为四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部分首先从历史视野中提炼出儒家“中庸”的内容，中庸的起点是生活日用，由现实情怀推广至人生境界的提高，它在儒家传统中是一个协调沟通形上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渠道。继而阐述《修道说》以说明王阳明取义《中庸》，并提升《中庸》一书的地位，用进一步注解过的中庸观念奠定以心学囊括天道性命之义理的结构的基石。第二部分阐明王阳明中庸思想的内在理路，“天人合一”是王阳明中庸思想的出发点，他以体用说明“天人合一”，从个人扩展到社会、宇宙，从良知、道德到精神境界。在此结构中叙说对本心的发明和功夫的展开。王阳明的四句教定论中，首句是其本意，即发明未发之中之心体无善无恶，后三句则发明工夫，下学、上达与中庸有着内在的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对王阳明的中庸思想与张载、程颐、朱熹、陆九渊的中庸思想的比较来发现王阳明的中庸思想的特点。王阳明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朱熹更重“道问学”，王阳明则偏向于陆九渊的主张。王阳明、程颐在最终的理论导向方面并无二致，都是主张“中节”、“复性”，但二者所揭示的用功方式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张载虽然也用“心”，阳明的“格物”也延续张载的由“尽性”到“穷理”的路子，其区别在于二者对于理的内容有着不同的限定和概括。张载解释的“自诚明”是陆九渊、王阳明做工夫的道路，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张载解释的“自明诚”的道路则是朱熹的学术走向。这些争论都导源于对于《中庸》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不同阐发，即儒学在“为己之学”的实践过程中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第四部分总结王阳明中庸思想的历史定位和现实意义。阳明的中庸思想沿用了孟子先立其大的路径，同时也给后世留下许多理论难题，包括“尊德性”的适用范围和“道问学”的具体内容，最高限度的伦理道德与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的差别和统一问题，以及儒家经典的诠释转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直接导致儒家内部的分裂以及经义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