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既是原作文本能动的读者,又是其创造性的译语文本的再现者。是译者架起了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并确保原作仍能存活的可能性。但译者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译者被视为“仆人”,女性译者更被视为“仆人的仆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性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女性主义翻译在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性别视角,其理论目标,研究起点,理论策略和实践手段都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译者主体性特点得到充分利用,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们视翻译为一种政治行为,努力为译者和女性在翻译中争取合理的地位。该理论强调译者主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因此值得人们的关注。在中国,从女性主义翻译角度分析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缺乏系统且全面的介绍,至于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去的情况不多,尤其是在英汉翻译中。本文作者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分析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对《简爱》的两种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简爱》是女性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作品,所选的中译本译者分别为黄源深(男)和祝庆英(女)。通过对比研究,本文旨在揭示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理论策略和实践手段的不同特色,尤其强调女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特色,从而倡导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引入与实际运用。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介绍论文的写作目的和框架。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介绍译者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女性主义翻译角度看译者主体性。第三章具体对《简爱》的两种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理论策略和实践手段的不同特色,尤其强调女性译者的女性主义特色,第四章分析女译者采取策略和方法对文本进行操纵,以在文中“显形”。主体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她对翻译的理解和对译作的选择上,为了更好地再现原文中的女性主义信息,她们采用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女性语言,以突出其主体性,显示其女性身份。第五章指出作者的发现,反思女性主义翻译的意义和局限性,包括还需作者进一步研究的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引入在英汉翻译实践中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是可以用来指导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