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以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一跃成为30年代初期最能反映当时文艺状况，同时也是淞沪战争炮火后最有影响力的大型文艺刊物，为现代文学的各种样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它以开放姿态打开了一个与世界文学连接的窗口，培养并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流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借鉴西方传播学“守门人”和历史学“公共领域”的理论，结合本土经验来探讨《现代》的编辑理念和杂志风格的生成及影响，还原30年代新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和逼真面目，探索媒介对特定时期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影响。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了《现代》杂志植根的文化生态环境。30年代的上海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确立了在中国的中心地位，各种充足的文化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催生出一份当时最具现代质的先锋文学刊物——《现代》，使得该刊从多元化、商业化、开放化的文化母体中汲取养分，滋润和影响了它的整个生命流程，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编辑风格及文化景观。 中篇围绕《现代》编辑群体进行研究。编辑的“守门人”的角色既激活了现代作家的创作动力，也规范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以施蛰存为首的《现代》编辑群体独树一帜的文化个性和编辑风格直接导引了该刊的编辑理念：保持毫无偏党的中立姿态和自由品性，坚守读者为本的信念，把杂志办成“百家争鸣的万华镜”，有计划有规模有系统地引进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现代》一扫同人刊物的单一，开风气之先，为现代文学各种样式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一个“准公共空间”，极大地促进了30年代上海文坛的多元化发展。 下篇探讨了现代派文学在《现代》杂志的生成。在《现代》杂志开阔的版面空间内，文本是一个开放的单位。负载着极为丰富的文体对话和共生的景象。《现代》中外文体的对话直接培育了意象派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对话掀起了全国象征派诗歌的高潮；而现代派诗歌与新感觉派小说通过文体对话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正是依靠广泛的交流，理论、创作、编辑思想、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达到了一种互相激发的繁荣态势，营造了一个开放发展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文体的根系都汲取了同样的营养。它们之间在互动的氛围内，共同生存和发展，最终长成一株根叶茂密的现代派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