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影响,同时也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数字出版技术也是如此。在欧美国家,在出版巨头的主导下,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出版产业,但在中国,数字出版却发展缓慢。本文欲厘清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数字出版技术与政经力量之间的具体作用关系。媒介是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而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受其生态环境中政经力量的影响。《中国图书商报》是中国出版业最有影响的行业报,本文借分析它对数字出版的再现及其所采用的媒介框架,来发现中国出版业内外多种政经力量与数字出版技术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本文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描述《中国图书商报》对数字出版的再现。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商报》所再现的数字出版有以下特点：第一,数字出版技术的商业价值被重点呈现,而社会文化价值被淡化；第二,数字出版的主体(主导者)被建构为传统出版企业；第三,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企业的负面影响被重点呈现；第四,将西方视为数字出版的先行者和被学习者。对其媒介框架的分析显示,《商报》在设置议题、选择材料时,采用了以下原则：商业主义原则,与传统出版业相关原则,将西方作为取材重点,注重从精英阶层获取信息和言论。对《商报》数字出版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能动因素分析显示,商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权力斗争、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西方权力,是影响数字出版媒介再现的主要因素。本文继而根据《商报》对数字出版的再现过程,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当代中国数字出版在政经力量之下的重构过程。其一是数字出版的商业化,也就是使数字出版服务于商业目的,途经是用技术、法规等来抵抗数字出版技术的反内容商品化倾向,并将以前存在于其他媒介产业的受众商品化策略借用到数字出版产业中；其二是出版产业空间的重构,包括出版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边界的融合,出版与媒介产业的集中,以及数字出版产业地理空间由西方向东方的扩张。推动数字出版商业化和产业空间重构的政经力量来自出版业内外,也得到了国家的回应；来自西方的政经力量也是重要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