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主要内涵体现在“尚中”、“时中”、以礼为标准的“中正”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运用到晚清外交之中出现了“主和”与“主战”的两种外交策略,其中“主和”策略的运用以李鸿章为代表,它的本质在于维持和局,不轻言战争,而“主战”策略的运用以张之洞为代表,它的本质是以武力维权,最大程度上维护晚清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这两种策略的提出及运用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在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李鸿章与张之洞两位晚清外交的重要大臣表现的尤为突出,终因在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晚清外交策略选择了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的特殊形式。但“和”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和平稳定的外交局面,以及平等的对话权;而“战”也并没有为其获得应有的权益,使晚清政府发展强大起来。然而和战策略的运用,彼此相辅相成,让晚清政府在当时的局势下得以生存下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成绩。它的提出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外交环境下晚清政府综合考虑的结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在外交活动上的体现,也使得晚清外交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总而言之,晚清外交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此之后逐渐走向消极的发展方向。从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制定上来说,儒家“中和”的思想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来看,却又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真正偏离,并没有达到儒家思想中所要求的外交状态:共享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发展。究其原因是晚清政府本身的性质和孱弱的综合国力所致,晚清外交策略所要求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并没有达到,但却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下来。通过儒家思想对晚清外交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外交策略以和为主,辅之以战,两者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其特殊的局面,以致于使晚清政府沦为了西方列强的附庸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起来。晚清外交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从此以后晚清外交走向了消极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