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与阮长祚改良思想对比研究　　本文对近代早期改良派代表王韬与阮长祚的改良思想进行梳理并加以比较，分析他们思想上相同、相异之处，而对形成他们思想上的异同因素作了论述，认为这是王韬与阮长祚的不同生活经历与国情所造成的。从而肯定改良思潮在中越近代史上应有的地位。　　首先，本文简要地介绍王韬与阮长祚两人的经历。同时，勾勒出近代早期中越改革思潮产生的国际大环境与各自国家的国情。这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从中心向边缘地区扩张的时期，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扩张压力，中越两国封建王朝必然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长期“闭关自守”的中越封建国家，在腐朽的封建势力的统治下，国力衰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因此，中越两国根本无法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因此，近代中越分别由独立的主权国走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这是外国资本主义欺凌、侮辱中越两国人民的时代。外国帝国主义通过众多的不平等条约，攫得种种特权，直接对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加以控制。　　其次，本文认为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变迁，中越两国开始出现了一种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思想，产生了一批要求对社会作微弱改革的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与阮长祚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当中最早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代表。他们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矢志不渝地为西学在各自国家的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在民族危机所引起的强大生存压力下，要求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们或用报纸手段，或以上书当局办法阐述了中越面临的危机及其走向富强的革新之路。他们的革新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　　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具体、详细地阐述王韬与阮长祚在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思想，对他们改良思想的异同进行深入的论述。在政治方面，王韬的政治言论体现出来的对封建制度的批评精神与勇气、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与对改革开放的由衷认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和提倡，表明王韬的政治思想已经达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高度。在王韬看来，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是中华民族摆脱落后、走向文明的出路。阮长祚虽然对现实社会表现出很不满的情绪，然而他却把国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贤明和朝廷新政之上。他认为君主制和它所体现的集权法律制不仅不违反人道的原则，相反更加具有人性。他主张保持近代越南社会的稳定现状，在政治体制上不打算作任何变动。阮长祚对近代化的认识还仅仅限于“坚船利炮”的层次上，并没有从社会历史形态的深层次去寻找本国落后的原因。王韬与阮长祚在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思想大体上几乎相同，然而也有个人思想上的独到之处。　　在结语中，笔者总结王韬与阮长祚改良思想的异同，同时从早期近代化这一角度分析了近代早期中越改良思潮的意义。这场思潮不仅是中越近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和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的启蒙，而且促进了人的近代化。它虽然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是中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社会动员，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维新运动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