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两国打开了双边贸易的大门,随着贸易规模逐渐扩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一直存在,并随着中美贸易发展阶段的不同衍生出了不同的措施及其特点。随着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从关税、限额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再到如今的“337调查”,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不断演化发展着。自本世纪以来,在庞大的中美贸易规模及其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中,美国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越来越多。“337条款”是一项贸易领域的政策,但该条款的出台、目的、实施都和美国政治有着千头万绪的关系,甚至影响到美国在全球外交中的国际关系。2018年,中美关系变化不定,国际形势风起云涌,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发激烈,一些新兴科技和企业表现成为中美争议摩擦的重点对象。当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发起的“337调查”中的占比达到38.2%,高于中美双边贸易在美国贸易数据中的占比(约21.8%)。“337调查”案件应对难度大,打击力度大,尤其给我国一些正处于发展时期的科技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美国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成为我国企业必须正视且重视的问题。对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补充讨论、深入分析美国对华发起的“337调查”这一论题。首先,对“337调查”制度的历史由来、调查程序以及救济措施进行概述。其次,对美国对华发起的“337调查”现状进行介绍,分析未来趋势及扭转局面的突破点。第三,根据前一章现状所反映出的问题,利用博弈模型探究中国企业为何会采取消极的应诉态度,并讨论应诉的必要性。第四,在确认应诉“337”案件的必要性后,寻找案件发生背后的原因,利用计量分析法和专利竞争力指标研究美国对华发起“337调查”的宏观原因。第五,文章引入中兴通讯有限公司的案例,利用其在我国被发起“337调查”企业中的代表性,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探索被发起“337调查”的原因,另一方面学习案例中中兴通讯有限公司成功应对“337调查”案件的应诉经验。第六,总结前文研究结论,根据得到的成因和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应对美国发起“337调查”的建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