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企业的并购总数及规模均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学者们在研究中国企业并购绩效的过程中,普遍发现并购绩效悖论的情况,即并购行为不能为收购公司带来更好的绩效。对此问题的传统解释包括:协同效应不理想、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存在代理问题等。在我国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对于这一问题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我国企业的并购决策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且这种干预往往以盈利企业并购亏损企业的模式展开。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企业在盈利的目标之外,还承担了较重的地区政治责任,或“政策性负担”。以政治关联为桥梁,政治干预为手段,地方政府可以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施加影响。地方政府政治干预的本质是地方官员动机的体现,我国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使得地方官员具有为了实现个人政治晋升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机。而企业并购具有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企业规模、创造就业岗位、解决亏损企业给地区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等优点,一直以来都被地方官员所青睐。本文认为地方官员的晋升与企业并购行为之间存在联系,因此选取1998-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官员为研究对象,研究地方官员晋升动机与该地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本文选用官员的政治关系作为晋升动机的衡量指标,认为当官员不具有政治关系时晋升动机更强,反之则晋升动机相对弱一些。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得到以下结论:一、地方官员的政治关系与企业并购次数和并购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地方官员的晋升动机越强,他所推动的地方上市公司并购次数越多、规模越大。二、官员的晋升动机对本地并购的次数和规模都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异地并购的次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对本地并购次数的影响强度要高于异地并购。说明地方官员对本地上市公司发起本地并购和异地并购都有偏好,但对本地并购的偏好更强。三、在本地并购与异地并购的框架下,官员晋升动机对央企的本地并购次数、民企的本地并购次数和民企的异地并购次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官员的晋升动机对民企异地并购次数的正面影响强于本地并购。说明地方官员偏好上市央企进行本地并购,对上市民营企业展开异地并购的偏好强于本地并购。四、年龄小于等于60岁的官员的晋升动机对企业并购次数和并购规模的影响更明显。说明官员晋升的年龄限制会对官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地方官员在晋升年限之前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更强。五、任期小于等于4年的官员的晋升动机对企业并购次数的影响更明显,且这种影响随任期的增加而增大。说明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度会对官员的行为产生影响,随着任期的增加,官员做出政绩的愿望越强烈,所采取的行为更激进。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在选题上具有创新性,本文研究地方官员晋升动机对于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关于地方官员晋升与地方经济、企业高管晋升与企业并购之间已经产生了较多研究成果,但学界关于地方官员晋升如何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其次是变量选择上具有创新性,本文在核心解释变量上选择官员的政治关系作为晋升动机的衡量指标,而现有文献较多选择年龄或任期来衡量官员的晋升动机。在稳健性部分,本文证明了官员的政治关系与其经济表现（本文使用并购次数与并购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对于其晋升具有正面作用,且两者呈现互补关系。由此证明了本文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均具有合理性。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1、多元化官员的考核指标。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环境、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指标的权重。2、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政府部门减少对地方企业的决策干预,避免为实现自身晋升目标而推进地方企业规模的无效扩张,阻碍跨区域合作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