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前文学派在翻译研究中占优势,但由于文学派只重视翻译结果、忽略翻译过程和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它的主导地位逐渐为语言学派所取代。自从语言学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后,许多翻译理论家借助现代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把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从而实现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活力,而翻译研究也几乎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中汲取了营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学派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很多翻译问题在语言学层面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许多翻译现象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不少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走进了一条死胡同。20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林立并开始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中去。与此同时,许多国际文化学者和哲学家像福柯、德里达、斯皮瓦克、佐哈尔、妮南贾娜等把兴趣转向翻译研究领域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观点;而国际翻译领域众多知名翻译理论家如巴斯奈特、勒菲弗尔、韦努蒂则开始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这两种现象分别代表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微观的内部研究,还应囊括宏观的外部研究。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翻译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70年代“翻译研究学派”的兴起。他们号召译界学者将译入语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纳入视野,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来研究翻译。1985年赫曼斯在论文集《文学的操控》中提出了“操控”概念,操控学派因此得名。1992年勒菲弗尔在代表作《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声誉的操控》一书中提出并阐发了操控理论,从此,“操控”概念在译界引发了一场革命。随着翻译研究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翻译史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出版了不少翻译史研究的专著,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关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大量详尽、精确的研究资料。然而,绝大多数研究只是对史实、史料的综述、整理,缺少对翻译现象的深入理论分析。翻译史研究不仅是对译事的罗列与介绍,更要重视分析翻译在文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否则,缺乏深刻理论维度的翻译史研究,无法揭示翻译的本质。幸运的是,少数几位学者(如王克非,1997;王向远,2001;查明建、谢天振,2007;等)注意到翻译与产生翻译的文化、社会语境之间的联系,并从新的视角审视翻译。操控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后,许多学者尝试从操控视角考察中国翻译史:有学者(王友贵2003;李晶2005)运用历时方法,也有学者(王宏志2001;查明建2003、2004;吴莎、屠国元2007)采用共时方法进行研究。然而,历时方法因为忽略了微观层面的研究、过于“表面化”而遭诟病;采用共时方法从操控视角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又如凤毛麟角,有些历史时期尤其是我国当代的翻译情况尚待挖掘。由此,本研究计划形成,即从操控视角对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的考察。尽管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和谢天振等倡导的译介学理论为研究视角,笔者并非机械套用理论、将翻译现象拉入理论框架。相反,我们从已有翻译现象出发,借助上述理论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考察分析。这样,才不会遮蔽翻译史实,更不会用先入之见代替结论。具体而言,笔者将中国当代三个公认的历史时期作为三个研究时段,即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和新时期(1977-2008);为论述方便,把外国文学基本分为俄苏文学、西方文学、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三部分。每个研究时段都是从该时段的历史、政治背景出发,考察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外国文学译介的操控、操控对译者及其翻译的影响,旨在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对外国文学译介的操控的演变,以及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功能。最终通过本研究,对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行反思。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建国后17年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进行了有力操控。该时期盛行一时的转译与意识形态的操控关系密切。赞助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采取了许多操控手段如文本选择、“内部发行”、“出版说明”、删节省略等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是构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化的工具。文革时期赞助人(主要是“四人帮”)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极“左”意识形态达到高度一致,他们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学选目上,而赞助人除了文本选择和“内部发行”外,通常在译作前言或序中提供导读或批判材料,从而对作品的意义进行操控。该时期的集体翻译,是赞助人极端操控的典型例证。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成了四人帮手中进行国内外政治斗争的政治武器。新时期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以及外国文学翻译的功能与前两个时期相比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新时期之初,旧有政治意识形态及文革时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存在。80年代起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变弱,而本时期的赞助人——主要是出版社在文学翻译和出版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由于出版社操控的增强,新时期出现了诸如“发包”翻译、“中译中”、过度重译等很多现象。该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回到了它的本质功能上,即成为了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手段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本研究旨在呼吁学界扩大研究范围,从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来审视翻译,将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等对翻译有着影响或制约的文本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这不仅在描述翻译研究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今天有着客观必要性,而且有利于制定翻译政策,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翻译研究和许多相邻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对于操控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和世界。本研究总体上属于自下而上的研究,主要使用了文献叙述和论证相结合、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相结合、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此外,为使研究更客观、更具说服力,本文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多个案例分析。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分为六章:在引言中,作者阐明了研究动机和研究问题、研究性质、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结构安排等。第一章以往相关研究回顾:回顾了国内对操控的研究、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特别从操控视角对中国翻译史的研究,总结并指出以往研究的局限。第二章理论基础:首先追溯了国际文化背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勒菲弗尔理论的影响、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及其对勒菲弗尔理论的影响,然后阐释了本研究的两个理论基础,即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和译介学理论。第三章建国后17年的外国文学翻译(1949-1965):首先介绍了该时期的历史、政治背景,然后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俄苏文学的翻译、西方文学的翻译、东欧及亚非拉文学的翻译进行的操控以及该时期盛行的翻译模式——转译:接下来分析了该时期的赞助人,赞助人的操控方式,并辅以个案分析(《牛虻》中人物形象的改变);最后讨论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控对译者的影响。第四章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1966-1976):首先介绍了该时期的历史、政治背景,然后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俄苏文学的翻译、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东欧及亚非拉文学的翻译进行的操控;接下来分析了赞助人的操控方式以及该时期特殊的翻译方式——集体翻译;最后讨论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控对译者的影响。第五章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1977-2008):首先介绍了该时期的历史、政治背景,然后分析了197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操控和1980年代后意识形态操控的弱化,并辅以个案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平反);接下来分析了该时期的赞助人、赞助人操控的增强以及“发包”翻译、“中译中”、过度重译现象;最后讨论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控对译者的影响。第六章对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再思考:结合米歇尔·佩舍的“认同、反认同、不认同”理论审视外国文学在当代中国译介的史实,作者对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提出改进,并提出“反操控”概念。结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提出:外国文学翻译在当代中国一直受到操控,即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即一部被操控的历史,归纳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操控模式的演变以及外国文学翻译在当代中国的功能演变,二是对勒菲弗尔操控理论不完善之处提出改进。这也是本研究的突出贡献所在。最后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