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因为文学与政治的剥离并不能使当代文学的问题变得简单，人们发现那些有待说明的问题只有被放置在更宽广的知识脉络中才有可能得到合理解释。当我们说十七年文学或者说文革文学是“政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广义上使用“政治”一词的，众所周知，这时期特有的文学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独特政治实践的外化形式。当文学必须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加以讨论的时候，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它们丰富并且加深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解。本文要考察的是，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国际地缘政治因素是如何通过重塑人的世界观，从而参与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文化生产中去的，以及受这种世界观制约的文学创造又是如何反过来为“革命观念”提供动力的。想象力是一种不仅能看到事物间现实关系又能看到事物间理想关系的能力。因此，在文学与世界构成的互文关系中，革命的理想主义话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对世界的想象”既包涵着国际地缘政治视域下人们对外部国际形势的认识，同时也指向“生活世界”，即一种自在意义的文化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这个自律的“世界”决定着人的自我理解。本文的思路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考察抗美援朝战争与新中国建国初期政治文化构建之间的关系。着重讨论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模式以及抗美援朝文学的叙事策略在确立新中国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巨大外部压力使国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具备了完全的正当性。同时，这种起源于战争例外状态的、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思想文化建设的运作模式也成为了新中国文化政治运作的主要范式。第二章主要考察“大跃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主义的文化矛盾。大跃进运动源自于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激进想象，但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中，西方形象实际上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竭力贬低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潜在地成为‘现代’的成功典范，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参照物和努力超越的对象。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性”之间难以克服的文化矛盾构成了一种经典的现代悲剧类型。本文第三章从中国同亚非拉国家文学交流空间的拓展入手，意在探讨“第三世界”这一革命的空间生产与极左文化政治之间的同构关系。第四章主要讨论中苏关系破裂与1960年代中国极端文艺思潮的兴起之间的联系问题，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的破裂事实上瓦解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完整性，中苏两党的思想冲突对196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产生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斗争”的理解趋于激进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也因革命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而最终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