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建设的历史,并希望这段历史能再现50年代中国美术的一个侧面。50年代初,新中国美术创作和教育主要根据“延安文艺”经验和苏联经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文艺管理、组织体制。同时由于灌输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建立起一套外在的“理论规范”。美术创作和教学实践一方面对这些理论规范进行了积极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常常表现出对这些理论规范的“不适应”和“抵触”。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往往不自觉地超越这些外在规范的要求,表现出对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自身规律性的坚持。在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下,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简单化地“反对纯技术观点”、“统一教学方法”,但是雕塑系教学实践却常常表现出对教学规律性、系统性和造型艺术教学“技术性”的执着。作为对建国初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执行的修正,1953年周扬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期克服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对这种“先行的理论”开始了又一轮的追求,同时又进行了新的抵触。在贯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雕塑系的教学建设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但是其教学实践并不拘泥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性要求。雕塑系坚持艺术的“现实主义”取向,重视艺术教学的“科学性”、规律性,加上苏联专家的示范性教学,雕塑系根据苏联雕塑教学大纲建立起了比较系统、规范、“科学”的教学体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50年代的“正规化”教学实践正是在这种“理论先行”的格局下展开的,在对外在“理论规范”的追求和抵触中,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也对这些艺术的外在规范进行着调整。在这两次大的教学变革中奠定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学格局。从1958年起,雕塑系的教学体系比较系统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