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中心议题是研究1956年至1989年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核心内容是考察1978年至1989年中国制度变迁的内在推动力量，尤其是研究推动中国改革力量产生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变的制度背景和条件，实证分析中国改革路径的内在规律。本文采用博奕论方法，是为了抽象出中国制度变迁的几种主要力量，而不去管那些次要因素。这样，可以撇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的主要脉络，看清制度变迁的运动轨迹。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改革几种力量的比较，分析其成长、壮大以及发生冲突的历史过程，从中探寻出制度变迁演进的规律。为了实现这样的分析目标，本文主要进行实证分析，这样可以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演进的过程中，把握中国改革的基本力量，在分析中国改革各种力量的形成。对峙、冲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改革演进的几种可能的趋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参照系，考察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是本论文的一种尝试。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一整套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当不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这个规则体系的部分或全部时，单项的制度创新就无法实现。当传统的计划体制出现收益递减趋势时，基础规则就会出现不均衡状态，受损的国家代理人利益集团会与其它利益集团结盟，改变部分基础规则，使制度环境发生局部质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改革方式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它的渐进性，而是局部自由化。在发生局部质变的新制度环境下，会引发新的制度环境的局部变迁。在一种宽松的制度环境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都会有建立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博弈规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又决定了新一轮博弈规则的变化趋势。在给定一个宽松的改革空间的条件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自己的实力重新界定竞争的制度框架。在改革初期，重新界定竞争制度框架的过程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在改革后期，在改革中受益的利益集团与改革中受损的利益集团形成僵持状态，究竟改革朝什么方向发展，改革演进的趋势怎样，只能由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具体来说，改变博弈规则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传统体制内部最受压抑的利益集团——农民率先开始了与国家修改基本游戏规则的改革。这种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用自己的力量与国家交换所有权。国家与农民进行的博弈，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我国农民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组成了自己的组织——乡镇企业和其它形式的企业，与其它利益集团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其次，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也开始了与国家改变竞争规则的“改革”，其表现形式是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有合谋的偏好；在逐利的过程中，有垄断的趋势。追求短期利益的结果，促成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形成，使原有的计划体系出现了缺口。第三，由中国改革初始条件所决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不同，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不同。地方政府竞争财政收人控制权、分配权和收益权的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无效竞争，结果是重复建设，加工工业过剩，形成了市场分割和市场保护主义。当然，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 上述几种力量之间的竞争过程是这样的：农民具有了自己的所有权以后，变成了游离于传统计划体制以外的市场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镇企业及其它企业形式天生就是依靠市场生存的，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与占有了中同绝大多数资汲的国有企业及其部门争夺资源，以求在市场上成长壮大。由于乡镇企业在企业产权和企业制度方面的相对优势；会迫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也使国企业垄断的企图无法实现，反而加剧了竞争；地方政府本来可以任意干顶所属企业的内部事务，由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竞争，迫使地方政府必须扶持优势企业的发展石则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形成沉重的财政包袱。这样，由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加人了竞争行列，改变了国有部门和地力政府垄断资源的局面，这就产生厂竟争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在内部动力的驱动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竟争重新制订了博奕规则，结果表现为各种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结果表现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优胜劣汰，一部分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成长壮大，一部分利益集团在改革中受损。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尤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出现了“非帕累托改变”的状况。这样，支持改芋的力量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力量形成一种州对均势。因此，各种利益集团力量之间的竞争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论文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在概括有关中国改革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和中国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间题，首先提出一个由利益集团博奔所决定的制度环境的变迁理论，井通过模型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