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正义乃是转型期内国家对过往历史中的不正义行为，尤其是大量的系统的侵犯人权和战争罪行，进行处理的各种方式之总和。除了正义，还有许多其他的价值在国家转型的特殊环境中凸现出来，它们包括对和平、真相、和解的诉求，对走出阴霾、让社会重新开始的希冀。惩罚满足了刑事法律正义的要求，赦免推动了和平与和解的进程，但各自的种种困境反应出它们在平衡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等价值诉求间的有心无力。真相委员会的模式，是否能在转型社会中平衡好这诸多价值的冲突？有关这一问题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探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下设的三个互相联系的专门委员会的配合，刑事正义的萎缩带来真相的丰盈，而真相又参与缔造历史正义，试图从另一个维度满足正义诉求;大赦别出心裁的模式和其后的赔偿计划，进一步平衡正义与和解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真相挖掘上走得更远，并通过限制大赦申请条件的方式张扬了责任文化。考虑到司法困境、转型压力和社会对和平和解的需求，流失部分正义似乎成为无奈却必须的代价。作为补偿，赔偿计划紧锣密鼓地制定了出来。结构性赔偿和广义赔偿，是除了诉说真相外最能直接体现真相委员会对受害者、幸存者及受益者关注的方面，实质上是对社会正义的最大维护。从理论上讲，真相与正义的诉求在南非模式中得到了两全，尽管这种两全在实际操作里仍显不足。　　真相是否有利于和解？回答是，真相并不会自动地达成和解。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曾极力宣传，将真相描绘为达成和解的康庄大道。然而作为和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真相的揭示虽然带来了一部分和解，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南非人认为和解尚未实现;真相在促进和解的同时也带来了冲突的因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真相委员会在其能力范围内为促进和解提供了重要的舞台。　　南非经验能否成为一种具备可成长属性的新模式？不存在一种完美的转型正义计划，这是由诸价值的矛盾以及复杂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南非通过挖掘真相、审理大赦和制定赔偿等议程，促使真相、正义、和平与和解在新南非社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虽然还存在操作性技术性问题，但就探讨理论模型的角度而言，基于南非经验形成的南非模式，拥有成为一个“好模式”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