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对汉族宗族的研究始终在“宗族乡村”、“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模式下展开。上述研究方法、思路、理论对中国汉族宗族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上研究模式的形成、发展、反思所依据的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以及香港和台湾。这些地区的宗族组织极为发达且典型，要素非常完备，组织体系高度系统化，影响广泛。因此，很多学者都将其看成是中国汉族宗族的典范。英国人类学家莫瑞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以这些地方的资料，并结合新加坡等地的华侨资料，建构了影响中国宗族研究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笔者认为，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由于“过于典型”、“过于完备”，反而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应该反思依据这些地区的资料所得出的理论、方法能否应用于东南以外地区的宗族研究。目前，尚无学者对西南地区的汉族宗族作过系统分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西南地区的一个罗氏宗族为个案，对其历史、变迁与复兴过程作历史民族志阐释和人类学分析，以此回应、验证、批评、修正、补充当前宗族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文首置绪论，正文共六章，最后以结论与讨论收篇。　　第一章绪论简要交代论文写作背景。主要包括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现状与反思、研究方法以及田野工作情况。本章的重点是，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拟思考的几个问题，即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仍有诸多缺陷;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导致理论解说不具有普遍性;静态的功能分析抹杀了宗族的历史性特征及现实差异;将宗族视为一种政治组织极大否定了宗族存在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宗族活动的当代复兴不仅只是宗族功能的再次恢复，也有现实的利益驱动和多种诉求的表达。在研究方法上，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进行社区与跨社区调查，辅助文献资料，借用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历史民族志作为指导本文写作的主要手段。　　第二章通过查阅西南地区的部分县志、族谱、地方和民间资料等文献，从宏观上对西南汉族宗族的历史与现状作总体上的介绍，以澄清“西南地区没有宗族”的误解。本章主要内容有祠堂分布、祖先祭祀及其他宗族活动、族谱及其族规族训、族产及其运用、近代以来的变迁与复兴等。　　第三章田野调查点基本情况介绍。本章内容主要包括走进松溉（音:ji）、历史沿革、社会与经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主要家族来源等五个部分。　　第四章以不断被建构的罗氏宗族结构为题，开宗明义地指出罗氏宗族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群体。本章以罗氏始祖入川为起点，并在总结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宗族的结构应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物化结构、意识结构、等级结构、权力结构、实践结构。在罗氏宗族中，上述结构要素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体现出明显的历史建构性。　　第五章主要阐述罗氏宗族在历史演进中的形态更替与苦难经历。本章从形态与类型的基本概念入手，提出完整与残缺、显性与隐性、地域与跨地域、自在与人为等八种宗族形态的交相更替与演变，并指出罗氏宗族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密切关联。区域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虎患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迁徙，使罗氏宗族形成了散居状况。生态环境、族群认同的多元化、革命运动等因素则导致罗氏宗族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繁盛走向衰微。　　第六章从婚姻与生育、家庭及其文化建构、祖先祭祀、丧葬习俗、认祖归宗的文化符号等方面阐述罗氏宗族的文化实践。本章以田野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详细描述罗氏宗族在上述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地方特色，提供了一个比较明晰的历史变迁图景，并从姓氏、祖源、世系、字辈、入蜀诗等方面分析宗族认同的多样标准。　　第七章罗氏宗族的复兴，本章以民族志方式详细记述了罗氏宗族的复兴历程，主要有六修族谱、祠堂重建、复办清明会、族内外的声音等内容。上述内容翔实地展现了罗氏宗族复兴过程中各类参与人员及周边外姓人对此表现出的艰辛、困难、新奇、嫉妒、责难等多样化心态与行为活动。最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个案实际，分析了导致罗氏宗族复兴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　　第八章结论与讨论。本文通过对罗氏宗族600余年历史过程的民族志记述和人类学分析，得出如下几个结论:首先，澄清了西南地区不但有宗族，而且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跨地域性。借此阐明聚族而居只是宗族形成的基本条件，而非永久不变的特征。跨地域宗族的形成不是依靠宗族的功能作用。它依赖的是强有力的内在的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群体认同的人类本性、一脉相承的系谱关系。其次，宗族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功能体，构成宗族的各种要素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被建构的，具有明显的历史建构性。宗族的形成不仅是内在的系谱关系、敬祖归宗意识促成的，同时也深受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影响。再次，宗族研究应该具有多样化的模式和方法，“宗族乡村模式”与“功能主义模式”不是万能的，跨地域宗族的研究必须从静态的乡村与功能模式中走出来，以宗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及现实状况为主线，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发现宗族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历史民族志作为人类学与历史学互动的产物，它兼有两个学科的基本特点。本文建立在对历史民族志基本特点的分析基础上，认为历史民族志可以作为宗族研究的“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