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他的语言学对文艺理论学科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即从《普通语言学教程》入手，从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索绪尔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问题。第一章着重介绍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一些对文论发生重要影响的语言学思想，主要包括：(1)索绪尔对“语言是什么?”的回答，即关于语言单位和语言符号的思想；(2)索绪尔对“怎样研究语言?”的回答，即索绪尔所制定的“内部研究”、“共时研究”和“语言研究”的三大原则；(3)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先验性和集体无意识性的思想；(4)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观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渊源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纯粹的形式系统，这为形式主义者的“形式”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文论中的新“形式”观得以成熟。第三章论述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结构”思想在文论中的运用和发展，文章以布拉格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两个流派为主要对象，探讨了结构主义文论中“诗歌理论”、“叙事理论”、“诗学理论”、“批评程序”等主要理论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关系。第四章论述了巴赫金、杰姆逊、德里达等人对索绪尔的批判，并以此来反思索绪尔的影响。指出结构主义陷入“语言牢笼”后的缺陷，但同时也认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索绪尔的错误，结构主义的缺陷是一个时代的知识范式的缺陷，它需要得到历史地纠正和补充。第五章论述了受索绪尔符号学思想影响的两个重要人物：罗兰·巴特和尤里·洛特曼。本章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表明索绪尔语言学与社会历史联结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形式-结构”文论的缺陷。最后一章，首先从共时性的角度，把索绪尔对文论的影响概括为两个关键理论的对应转化，即：语言是形式—→文学是形式，语言是系统—→文学有结构。这两个理论分别从外部和内部界定了文学的性质，正是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才发展出了庞大而复杂的形式主义文论(广义的)系统。其次本章着重指出，索绪尔影响下的形式结构文论与社会历史批评的辩证关系。索绪尔一开始是被作为反历史主义的先锋而引入文论领域的，但60年代末以后，随着历史性在各门社会科学中的重新回归，索绪尔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多方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在努力与社会历史对接，而他的符号学思想为实现这一对接提供了契机。罗兰·巴特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符号学研究，以及洛特曼的对艺术文本的符号学研究，显示了这种对接的可能性。在文学理论中，索绪尔与历史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使得文论中的历史性因素在相当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遮蔽，但这同时也使历史以一种更加醒目的面貌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既实现了文论中历史的断裂，又在新的视角上使得历史被重新接续。在形式与历史的张力结构中，索绪尔作为对话的一极将长期保持其重要性，因此与索绪尔的对话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