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学者针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多数企业存在着非效率的投资行为。自由现金流作为企业内部的流动血液，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多与寡会使得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即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这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不仅会严重损害股东利益，同时也会制约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然而，自由现金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会受到企业治理状况、外部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在所有权制度多元化的背景下，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面临的内部治理和外部融资环境不同，这使得企业自由现金流引起的非效率投资存在差异。此外，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不能忽视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重要的企业外部制度环境，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结合中国特有的所有权制度和差异化的金融发展背景，来考察自由现金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地分析了自由现金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了产权性质和金融发展在自由现金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发现基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充足的自由现金流通过加剧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而使得企业更易于表现为过度投资。此外，基于融资约束假说，短缺的自由现金流通过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使得企业更易于表现为投资不足。但是，产权性质的不同会使得企业面临的代理成本及融资约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因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加之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其债权成为一种软约束，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较之非国有企业更为严重；非国有企业则因信贷融资中面临着普遍的信贷歧视，强化了其融资约束，自由现金流引起的投资不足行为较之国有企业则更为严重。另外，当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由于有效地减小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了道德风险等因素，使得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也由于存在一个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使得企业因自由现金流引起的非效率投资有所减少。
　　本文通过对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0-2017年间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自由现金流盈余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具有正效应；（2）自由现金流缺口对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具有正效应；（3）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加剧了自由现金流充足引起的过度投资；（4）上市公司的非国有性质加剧了自由现金流短缺引起的投资不足；（5）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引起的非效率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