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末明初《水浒传》成书至今，潘金莲形象及其研究构成了一部不断生成的历史，一部不断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历史。潘金莲形象也被不断地重写与阐释。本文要研究的是潘金莲形象诞生以来文艺与学术思想中对其进行拯救的历程。在《水浒传》所承载的传统认知中，潘金莲原初形象是不具悲剧意义的。因此，当将潘金莲作为一种悲剧意识来重写或者评述时，对其拯救或翻案就开始了。本文从《水浒传》、《金瓶梅》始，将其拯救或说悲剧模式归纳为三大模块，并沿着其衍生发展的顺序而慢慢展开。其一为《金瓶梅》开创的人性模式，主要探讨人性的内在冲突以及冲突与选择的合法性，从而拓展人性善的范畴，并呼吁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想范式来谅解与拯救潘金莲。其二为欧阳予倩戏剧《潘金莲》开创的社会模式，对人性悲剧模式进行了突破，将潘金莲悲剧与拯救模式引入社会范畴，从而开创了社会悲剧模式。社会悲剧模式超越人性内在自我，将思考转向外在社会层面。在人与社会的冲突带来的人的毁灭之中来思考潘金莲形象及其意义。由是引发了对于社会机制的反思与批判，并希冀在重建社会范式中来获得潘金莲的真正拯救。其三为魏明伦戏剧《潘金莲》开创的终极判定模式。魏明伦面临的是多元平等共存时代终极尺度的消匿。当一种尺度僭越了其它尺度并自认终极时，话语霸权就产生了，潘金莲是这种僭越与霸权的牺牲品。在魏明伦看来，潘金莲终获拯救的根由在于话语权的获得，这是价值多元化时代的根基。为此，他寻求现代法律的终极化。这三大模式在时间上呈承继关系，但诞生后又处于共时之中，并相互对话与影响。在对这三大模式反思时，笔者认为，这三大模式蕴含着一种现代性的思考，即寻求潘金莲在现代语镜中的合法性。事实上，现代性往往认同于西方化，而且，正是西方人学理念的启迪，才促使了三大模式的最终形成。因此，这三大拯救模式内在逻辑是：潘金莲被现代性认可即被西方人学理念认可。但是本文在比较反思中表明，潘金莲被传统否认时，也被西方或说现代性否认了，即便在西方或说现代语境中，潘金莲形象也不具有拯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