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迅猛发展,医疗费用不断攀升,药价虚高问题愈演愈烈,“看病贵”现状仍未得到解决。为此我国先后实施一系列医改措施来降低虚高药价,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医院层面降低药品价格,以药品零加成政策为代表,取消医院层面的药品加价,切断来自医院方面药品价格的额外利润,但实际上药品价格降价幅度有限,因此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只是部分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药价虚高的第二个层面是医药制造业企业药品价格定价虚高,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探讨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但由于集采过程中普遍存在“招而不采”、“招采分离”、“多次议价”等问题。药品价格虽有不同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降价幅度并不大。针对上述难题,为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患者看病负担,我国在2018年底开始实行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政府在招标时明确采购数量,企业根据需求量报价。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至2021年底已实施五批六轮,中标药品价格平均下降幅度达54%,成效显著,有力的缓解社保压力和居民看病压力。但这一政策的实施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关系到各医药制造业企业的生存状况,还会影响未来医药行业的走向,因此本文从企业层面入手,以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利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标和未中标企业构成的分组效应,建立DID模型,按照温忠麟（2014）和方杰、温忠麟等（2017）总结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从市场集中度、生产效率、创新、销售费用这四方面探究这一政策对医药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从企业市场集中度层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提高医药企业市场集中度进而促进企业绩效上有正向影响,未中选药企市场份额会受到明显挤压,尤其是对过期原研药企业来说,这一政策直接抹杀利润空间、造成所在药品市场份额大幅度下降,甚至直接放弃该药品领域市场。（2）从企业生产效率层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提升医药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上有正向影响,政策实施后走仿制药道路的企业会更侧重提高生产效率,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模式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量,从而在价低量大模式下盈利。（3）从创新层面,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会促进医药行业两极分化,一部分专门从事仿制药生产,靠量盈利,另一部分企业会转变经营战略,偏向新药研发开辟新市场的道路。但不管是哪条道路,仿制药质量的提高和新药的研发都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双层作用下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提高医药企业创新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从企业成本层面,政策对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有正向影响,这与预想相反,但通过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这一中介机制仍然提高企业绩效。究其原因一是原有的带金销售、协商议价等费用显性化到企业销售费用上,再加上受疫情影响原材料成本增加,疫情期间各项营收活动恢复缓慢,造成营收下降。二是企业存在极端情况,部分药企存在虚构业务推广费、广告宣传费等违规行为,造成极端销售费用数据;公司发展所处阶段不同影响企业销售费用。三是目前带量采购政策正在逐步推进过程中,政策引起的销售费用下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有一定的滞后期,在加上集采品种在所有药品品种中占的比重较小,企业的销售费用不会因为单个品种集采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反而会因为集采品种的利润下降,不得不重视其他品种的他推广。这些原因共同作用使得销售费用占比并不能如料想一般降下来。由于数据主要来自各企业财务报表,其完整性、对应性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再加上缺乏药品供应量落实情况的数据,对影响机制的深度研究不足,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综合分析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对药企经营绩效上带来的多方位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