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峰,也标志着儒教和基督教的正式交流。在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上层传教路线的努力下,出现了一批儒家基督徒,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柱石”最具代表性。其中尤以杨廷筠信仰和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最为特殊。杨廷筠生活在明万历年间,一方面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弊端也显露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宗教需求也空前迫切。但传统所谓的儒释道三教都面临着教条化、丧失活力因而难以回应社会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关注个人心身安顿和生死问题的士大夫,杨廷筠既不屑于充斥着“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又不满足于儒教简单地论述,因此先是在退居杭州期间皈依佛门,继而在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接触后发现佛教学说的欠缺和真实性问题后,转而皈依基督教。在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中,许多矛盾令杨廷筠左右为难：儒教伦理和基督教教义的冲突,基督教的个人信仰与儒家文化、儒家士大夫的公共身份的矛盾。杨廷筠休妾皈依,在“天主”和“妾”之间选择了“天主”,并且为了调和私人信仰和公共身份,杨廷筠以儒家为本位,引用基督教的理论补足儒学在宗教方面的不足,即“以耶补儒”。由于其明确的儒家立场,也将他的理论称之为明末清初语境下的基督教“新儒学”。本文试图以他及他的“新儒学”为个案探讨儒教和基督教如何汇通,以及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时如何自处,及身份认同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