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书包括历谱与历注两部分。历谱所指,相当于今天常见的月历、日历、台历等所承载的内容,即对年、月、日划分的简单的表格类呈现。历注是对历谱做出的注释和补充。历谱加具有吉凶宜忌项目的历注,即构成一本历书所涵盖的内容。清代历书在内容上的繁复与庞杂表明,历书不仅是一种计时授时的工具,也承载着人们对于宇宙、世界及周遭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将历书纳入到书籍史的研究范畴,以此呈现彼时人们的观念世界。清代历书的编制、颁行接续清初改正朔而来,则此语境中的历书更其是一种政治象征手段。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建构中,以“天”为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的终极依据。清初改正朔是“受命于天”,而非“继之于人”的宣告,在此环节中,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始终作为反观中国观念世界的一个参照而存在,在厘清西洋新法之为手段运用而不为价值参与时,与汤若望西洋新法相关的争论,言明的只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唯天是从”。在此唯天是从的政治伦理建构中,统治者通过编制历书与颁行历书的方式,获取秩序性、等级性的资源,并通过象征性的手段确认和强化秩序与等级。　　 清代历书的解读与使用,接续历书的编制、颁行而来。其在政治伦理建构层面所浮现的观念世界,进入到解读与使用的语境中,又别有呈现。对历书的解读,即内涵着文本内容,也参杂着解读者的个体差异,综合的解读视角,会呈现历书的多元面向。就此,历书中用以定义铺陈时间的观念模式得以描述:在对时间点的铺陈定义中,普遍的存在关联性、规律性和秩序性。所谓关联性,即是来源于不同的循环系统,由不同符号元素表达的,包含声音、颜色、方位、神煞等在内的媒介物,因其在同一时间点上的交集,而绾合在一起,彼此发生相生相克、此进彼退、此消彼长的关联,从而共同定义着这一时间点的性质。所谓规律性,则是对相互关联的要素之间发生的变化,做出可以预期的判断,且因其根植于天体运行,而带有周而复始的规律及周期。关联性规范出的是一个囊括天、地、人在内的宇宙世界,规律性则赋予这一世界以先验存在的、可以预期的、无需追问因果的秩序。人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纳入其中,并借助此种关联性、规律性和秩序性,感知存在,建构意义。历书在进入使用层面之后,因其有着不同的使用功能,也就此繁衍出从编制、颁行、流布以至解读都未曾浮现过的意义。除用以查询之外,历书还可供背诵、赠予、记事,并因其内涵观念的象征性而衍陈为具有灵验功效的神灵之物。而历书作为书籍,又体现出以编制、颁行到使用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运行与社会互动,这意味着观念世界仍有其社会学层面的影响机制在发挥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