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魏晋时期。作为“士志于道”这个链条上的一员，他面临着士大夫阶层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困惑。他用以处理士大夫所面临的这种内外矛盾的立身行事所体现出的精神个性与生活旨趣垂范于后世，成为影响后世士人文化心理建构的因素。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处于大一统兼容并包文化氛围下的唐代士人，往往在他们的诗歌和散文中表现出对于阮籍风神的追慕之情。本文既是对阮籍接受的断代研究，又是对唐人文化心理的研究。本文以唐代文献为根据，重点研究唐人对“阮籍琴”、“阮籍啸”、“穷途之泣”、“阮公饮”、“青白眼”五项立身行事体现出的风神地接受，试图从魏晋名士阮籍这一视角洞察唐人的文化心理建构。本文共分五个部分：一、聚焦司马逸客、王勃等对“阮籍琴”体现的畅和之风、萧索之风的接受。二、论证唐人对“阮籍啸”的接受。三、论证唐人对阮籍“穷途之泣”的接受。四、论证唐人对“阮公酒”、“步兵酒”的接受。结语部分概述了唐人“青白眼”的接受。本文认为：唐人理想政治的建构、审美方式的丰富，受到“阮籍琴”风神的影响；唐人对高人抗世、对内在完整的认识，不乏“阮籍啸”的参与；唐人“仕途失意”的郁闷感与“仁道丧亡”的担忧感基本通过“穷途之泣”的风神宣泄；唐人的“宅心玄远”、“闲适风流”，不无“阮公饮”的风神；唐人超越“兼济”困惑的方式带有“青白眼”的超然之风。一言以蔽之，阮籍参与了唐人的文化心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