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和羁押均对被追诉人身自由权作了不利剥夺,正因为其与人权保障密切联系,在适用时要极其慎重。在我国,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合一,羁押状态本身不具有独立性,而是由逮捕权的行使而产生的必然状态和当然结果。为了防止审前不必要羁押率过高、出现不正确的持续逮捕现象,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得以创设。我国于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该制度,这是加强检察机关监督权的重大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其最深层的理论支撑,比例原则和权力制衡理论也是该制度创设的理论依据。尽管我国确立了该审查制度,但审前羁押普遍化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适用时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审查程序启动困难。该程序的启动,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都欠缺积极性;检务公开不到位,且律师介入度较低;其次,审查过程不够规范、具体。继续羁押的必要性没有统一的审查标准,对社会危险性界定不清增加了审查的难度,过于封闭的审查方式亦使审查结果的说服力减弱;囿于法律规范没有说明审查频率,导致实践中审查一次性,这与羁押的动态化矛盾。再次,检察建议效力的刚性不足,办案机关的接受度不高;最后,对审查结果有异议时,被羁押人员无复议复核权。总结英国和德国的制度设计的可取之处,为完善我国审查制度提出相应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针对启动难的问题,要把握好适当的启动时点、完善考评追责配套机制、全面告知权利,同时丰富申请渠道,增加案件启动数量;二是细化审查过程的相关规定,包括统一判断标准、扩大听证审查的适用范围、建立定期复审机制等;三是通过提高检察建议的说服力、加强与办案机关之间的沟通、检务公开宣传等方式增加采纳率;四是拓宽复议复核的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