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一大亮点,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作出了种种反应。其中,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焦虑和不安,在其国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可谓是一波接着一波。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与美国相处,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急待解决的重大问课题。 西方国家盛行的“中国威胁论”有数种理论作支撑。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到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到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再到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属于现实主义论,这些理论认为大国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争夺权力,中国作为后起大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必将挑战美国的霸权。权力转移必将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中国威胁论”者主张在中国实力还不足以挑战美国之前,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遏制以阻滞中国的发展。 针对以上理论,本文运用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合作理论对之进行了分析。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汇合预期,减少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现代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众多国际制度将为中美的和平共处提供桥梁。建构主义强调身份、观念和认同,认为国家之间在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构建的,国家之间既可以是敌对的关系,也可以是合作的关系。同样,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两国的努力实现良性的发展。 从理论上分析,中美不一定必然走向对抗,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现实,也为中美的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历史发展到今天,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众多领域,中美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现实表明,传统现实主义的“中国威胁论”已经过时。 而从现实方面来看,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经过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位总统的不断调整,美国对华定位经历了“建设性合作伙伴”、“战略竞争对手”、“利益相关者”等几个阶段。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显示出明显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美国把中国作为其称霸全球的“威胁”,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使美国需要和中国合作,虽然分歧犹存,但这些分歧背后潜存着深刻的共同利益。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