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廉政建设、执法公正日益成为社会焦点的当代中国，张平和他的小说作为一种具有文学和社会双重意义的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研究张平，解读他的小说创作，不论是对于文学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本文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从“问题小说”的角度切入，分三节探讨张平与赵树理在创作上的传承关系。第一节的主要内容是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论述“三晋”地域人文精神对张平和赵树理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三晋”地域人文精神已经内化为山西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为民众“代言”的创作立场。第二节在第一节结论的基础上，对张平和赵树理共有的“代言”意识进行具体论述，并指出二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即赵树理重在创造一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而张平则重在承担社会责任和进行社会批判。他们二人“主旋律”作家的地位也同样来自这种“代言”意识。第三节围绕赵、张二人文本中所蕴含的“清官情结”和“大团圆结局”，进一步论证张平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文学创作传统和“民间立场”的继承。第二章是对张平的小说中所蕴含的“境遇”意识的专章论述。由于张平的小说中既有对国家干部生活境遇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展示，所以第二章分为两节进行论述。本章力图说明：为了突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代的中国民众以及政府官员的现时生存状态，张平有意识地构建了一种“境遇”。这种“境遇”脱胎于现实，经过艺术化的加工、提炼，成为展开小说情节、展现人物形象的平台。而且，张平还为处于这种特定“境遇”中的人物提供了多种选择，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过程中，完成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刻画。由于“清官”意识的影响，张平笔下主要人物的“选择”是定向的。正是“境遇”意识使张平的小说具有主旋律作品的大气之美，也体现了张平作为作家对社会所作的理性思考。而人物的“定向选择”则在小说中形成了一股正义、公理的激流，推动小说情节朝着光明的结局发展。张平的小说在主人公一次次的定向选择之后，具有了强烈的正义感和积极向上的感染力。第三章是就有些评论对张平小说文学性的质疑而展开的讨论。有些人认为张平的小说重纪实、重政治问题的解读、重新闻式的记录，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忽略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体化的特点，其写作手法单一，人物的性格、形象也缺乏变化。本文对此持不同意见，以三节的篇幅分别论述张平小说的“直描”式手法、悲悯与激情相交织的情感因素和他高超的叙事技巧。本文认为，张平采用的是一种简单、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那是他在认真地艺术思索之后的创作选择。他选择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最适合于他想要描写的题材内容的，也最大程度地达到了他所想要的艺术效果。在张平的小说中，“直描”式写作与强烈的爱憎相交织，于平淡之中融入催人泪下的真情实感。而张平高超的叙事技巧，更为其小说增添了让人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在“三晋”地域人文精神的作用下，张平继承了赵树理等老一辈山西作家为人民代言的“民间立场”，并且运用“境遇”意识，在小说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了认真解析。张平的小说行文朴素直接，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情感，富于叙事技巧。而他与“反腐”的相遇，是他的“民间立场”一以贯之的必然延伸。他立志为千千万万的底层民众代言，写出了民心民意，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时代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