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目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研究显示部分职业人群的高职业紧张发生率逐步上升,职业紧张对职业人群身心健康的危害也逐渐突显。但目前我国职业紧张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医护人员、石油煤矿工人、警务人员、教师等职业人群,鲜少关注到电厂工人这一职业群体。而近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厂一线作业工人完成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工作压力,可能对该群体的身心将康带来不利影响。抑郁,是职业紧张引起的不良情绪之一,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使得抑郁的预防与治疗在当前还存在较大难度,而不良的预后和结局又使得其干预和控制迫在眉睫。当前有限的证据表明,部分职业群体的职业紧张将可能引发抑郁,而在此过程中,炎症因子很可能存在介导作用,但三者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结合现场调查与实验室检测,了解海南省电厂工人职业紧张与抑郁的现况,探究职业紧张与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电厂工人职业紧张、抑郁与炎症因子的关系,为电厂工人职业紧张和抑郁的预防及干预提供基础数据,为提升电厂一线工人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择509名海南省发电厂一线工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工作内容问卷（JDC模式）、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模式）和抑郁自评量表对海南省电厂工人进行调查,应用t检验、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等统计方法研究该群体职业紧张和抑郁的群体差别,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职业紧张和抑郁的影响因素。使用多功能液相芯片分析系统检测研究对象血清炎症因子IL-6、IL-8、TNF-α的浓度,应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了解不同个体特征、不同程度职业紧张与不同抑郁症状的研究对象血清IL-6、IL-8、TNF-α的基本情况,Spearman相关分析进一步探究职业紧张和抑郁与炎症因子的关联密切程度。结果1.海南省电厂工人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42.63%,年龄、饮酒情况、倒班作业及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类是JDC模式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0.05）。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6.44%,性别和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类是ERI模式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0.05）。2.海南省电厂工人抑郁指数为35.15±9.08,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6.88%,其中轻度抑郁27人,中度抑郁8人。学历、睡眠质量、锻炼情况及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类是电厂工人抑郁症状检出的影响因素（P＜0.05）。3.高JDC模式职业紧张是抑郁的危险因素（OR=2.769,95%CI:1.288～5.953）,高ERI模式职业紧张与抑郁无统计学关联（OR=0.898,95%CI:0.319～2.531）。4.海南省电厂工人血清IL-6、IL-8和TNF-α浓度的M(P25～P75)分别为2.78（1.77～4.00）pg/ml、9.77（7.10～13.23）pg/ml及8.18（6.18～11.26）pg/ml。电厂工人血清IL-6、IL-8和TNF-α水平与JDC模式、ERI模式职业紧张及抑郁均不存在统计学关联（P值均＞0.05）。结论1.海南省电厂工人ERI模式高职业紧张较JDC模式更突出。2.海南省电厂工人抑郁指数与抑郁检出率较低。3.JDC模式职业紧张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4.尚未发现海南省电厂工人血清IL-6、IL-8和TNF-α在职业紧张与抑郁间的介导作用。